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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式的金融危机

《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 [美]理查德·布克斯塔伯著 黄芳译 中信出版社 2008年11月 235页,38.00元

  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流程起点的设计环节,因为我们自信能把各种情况考虑在内,但这已被证明是做不到的。这一矛盾恰似魔鬼潜伏在系统里,随时准备制造麻烦;而当系统变得越来越大,牵涉越来越多,其影响也会走得越来越远——这是美国作者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市场、对冲基金以及金融创新的危险性》一书阐述的看法(原书标题用的是“设计”,中文版不知何故改为“制造”)。

  布克斯塔伯在华尔街做数量金融师,“借助数学模型和大规模计算机处理能力,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并且,他属于最顶尖的那一小群,所以在导言中说,如果把华尔街比作一个经济发电站,那么他绝对是其中的一个操纵者。

  但这本书之所以引起轰动,除了作者作为华尔街内幕人士的资历,还在于它刚好赶在2007年春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上市。而次贷作为金融创新的产品之一,该书的副标题“市场、对冲基金以及金融创新的危险”也写到了。

  不过,即便有金融市场作为纵贯全书的主线,其讨论却不限于此。事实上,作者试图说明,人一旦以为自己什么都考虑在内,麻烦就大了,就等着作茧自缚。

  这比喻是从流程管理开始流行,把人一个一个放在装配线上来的。很多项目先被分解成为很多小项目,每个小项目再细分,直到变成一个一个流程,彼此还可能交错,形成复杂的紧耦合系统。这看起来很有效率,却几乎注定逃不出魔掌,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就是不能把所有情况考虑在内。

  比如该书第七章,“复杂性、紧耦合和正常事故”,作者就选了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和瓦卢航空公司事故这两个例子。

  相比之下,瓦卢航空公司事故因为相对简单而更能说明问题。在这里,关键在于航空公司必须定期更换客机上配备的氧气罐。这不新鲜,已经有一个标准化程序,包含六道工序,其需要签署的派工单也有七道工序,有关同事也都训练有素,做得很熟练。但是,偏偏在这一天,阴差阳错之间,在一个又一个工人以及一道又一道工序的交接之间,有一道工序没做,也没有人留意,氧气罐就被送上飞机,结果发生爆炸,机毁人亡。

  假设有一个监控录像,现在回头查看这些工人之前的工作状况,不难发现,他们更像是在一条装配线上工作,各有自己负责的步骤,并且,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自己这一步做好了就好了。

  这很难说有什么不对;相反,这正是我们在现实里越来越熟悉的情形:一旦纳入流程管理,你会被告知,如果你负责的工序没有做好,恐怕是要受罚的;但同是这个流程,很多时候却没有说,如果你帮别人完成他的工作,你会得到什么奖励。于是,很自然地,它从设计上是鼓励大家学会只管自己的事,不管别人怎么样。

  实际上,在瓦卢航空公司事故这个案例,有一位技工在签字前已经留意到有一道工序还没做,并且口头提醒接手的同事,只不过他还是签了字。

  同样,这很难说有什么不对,你可以说他已经尽了自己那部分责任。只是他没想过,这口头提醒只有对话双方知道,分别称为甲和乙,而那派工单上的签字却是人人都能看到。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乙而是第三个人——丙——来接手下一道工序,他可就只能看到签字而误认为有关工序已经完成,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

  事情偏偏就这样发生了,流程运行中来了第三个人。

  远在天堂的卓别林如果看到这一幕怎样导致客机失事,大概会报以苦笑。因为早在飞行成为日常出行方式很久以前,他就在《摩登时代》这部电影中表演过装配线上的工人将会怎样手忙脚乱,出尽洋相。话说回来,不错,卓别林的那条装配线就属于紧耦合线性系统,一道工序的完成立刻引发下一道工序的开始,却又是最简单的类型,其中一个节点出现故障可能引起装配线暂时中断。这也许要老板付出很大代价,其破坏却不会扩散,比如影响旁边那条装配线,最坏情况只可能是这条装配线的某些产品出现问题而要销毁,又或是因为浪费了时间而不得不取消一张订单。

  但是,从那时到现在,现代化已经走过很长一段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开始面对复杂的紧耦合系统。比如瓦卢航空公司事故案例,“移除过期氧气罐”这项工作本身有自己一套流程,是一条装配线,其他各项起飞准备工作也一样,但它们又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只要有一项没做好,飞机还是要出问题。

  那就为保障安全而修改流程吧,比如设计更长的派工单,多找几个人做交叉检查而后签字,每个步骤也多加几个检查项目……不幸的是,在布克斯塔伯看来,这个似乎合理的解决方案却是有问题的:随着我们不断增加电线、开关、仪表以及为防止人的疏忽而设立的种种检查项目,我们其实是在使整个系统变得更复杂,从而加剧了问题的根源,即交互复杂性,反过来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

  金融市场也是一个复杂的紧耦合系统,并且具有国际性的特征,结果,哪怕只是一个市场出了一个小问题,也有可能在一瞬间波及全球。

  作为例子,布克斯塔伯首先提到一个新型投资策略,叫做“投资保险组合”。它的来头很大,以一个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利用对冲方式防止股票投资组合跌到预先设定的最低价值以下。看起来很不错吧,通过它,投资者既能锁定收益,又不会放过继续增值的机会。市场的反应正是这样积极:从1981年推出,到1987年,已经有六百亿美元资产在使用这项策略做对冲。

  然而,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这项策略虽有“保险”之名,却没有“保险”之实,而是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保险的保护措施,其实质仍然属于动态对冲策略,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任何对冲策略可能具有的全部潜在缺陷。

  简单说,该策略是一个数学模型,涉及很多计算,它们必须全部计算准确,同时有两个假设必须满足,一是股价不会跳跃式变动,二是市场必须具有流动性,否则投资者就不能轻易调整对冲,结果满盘皆输。

  1987年10月的美国市场刚好不符合这两个假设,最终酿成股灾,该书第一章生动再现了这一幕。

  另一个事实在于,该策略作为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产物,而金融创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华尔街开始倾心于数量金融师的时候,这些人“借助数学模型和大规模计算机处理能力,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再后来,金融衍生品作为“拥有无穷变体的金融构想”而出现,其设计初衷是用来冲销风险,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华尔街高手相继投身开发和交易这些新产品。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份著名英国财经报纸做的特稿,说的是一家投资银行的一群年轻人怎样在山区度假村做头脑风暴式的创新聚会,开发新的金融衍生品,为公司赢得新的业务——显然,直到那时,“金融创新”还是一件可以获得市场内外积极评价的事。当然,这也容易理解,因为随着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如何开拓无人涉足的领域,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公司或早或晚都要做的决定。

  只不过,此时此刻,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面对越来越多且设计越来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觉得它们更像魔鬼,而不是希望。这不是我的独创。比如,大概一年前,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提到《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一书时说,假如金融衍生品的构造已经复杂到全球可能只有那么几个华尔街数学鬼才说得清楚,这是不正常的,不仅不容易监管,而且很容易超出我们的预想而发生问题。

  而在《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一书中,作者也列举了许多已经发生的问题。比如,1987年10月的美国股灾,一个很大的问题出在两个如今看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的细节:纽约股市使用拨号上网方式,而芝加哥期货市场是用宽带操作,速度快很多,从而出现了股票与期货的流动性差异。

  其次,以“投资组合保险”为例,其模型设定为每天只基于股市收盘价进行一次运算,追溯到设计环节才发现,这里有技术和效率两方面的考虑,然而从用户角度,就存在只能等到第二天股市开盘以后才能操作的局限性。于是,尽管前一个星期五下午三点左右纽约股市已经跌去七十多点,许多公司作为承销商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等下周一。偏偏,下一个星期一早上,期市又按惯例比股市更早开盘,随着期货价格继续下跌,交易员开始买期货而抛个股,这让本来就堆积如山的卖出指令雪上加霜,终于像海啸一样席卷而来,超出了股市的承受能力。

  看到这里,难免会想,金融市场,以及它背后连通的整个世界,走到这一步,接下来呢,还会发生什么,该怎么办?

  巧得很,就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4月19日传来了美国准备调查高盛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有没有违规操作的消息,美国股市和油市都有所反应——这不出奇,因为高盛作为投资银行,在金融市场做着几乎全系列的产品交易,并且,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它不仅没有像它的许多同行那样应声倒下,反而牢牢稳坐老大的位置,若有什么风吹草动,市场当然会有反应。出奇的是,监管部门怎么这个时候想起它来了?

  记得两年前听一位美国记者说,在美国,流行的一个阴谋论是高盛正在密谋夺取世界,一切事情,从战争到油价,幕后都有它的影子——这当然有开玩笑的成分,却至少代表了一种声音,从那个时候或更早已经在流传。

  等到现在才来动手,是不是表明美国的监管者也在努力寻找切入口,而他们到底能不能看明白高盛(还有其他投资银行)其实在做什么、做了什么,终究还是一个问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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