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缺失的是什么？《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从最直接的角度给予了一个解答：中国现在缺失的，便是企业家的精神，“在中国，真正称得上企业的公司，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人，还是太少……”在进一步解析这种观察后，苏小和将观点聚焦于百年以来，中国官商结合的模式弊病。
我一直不明白，苏小和为什么要把他的这部新著的书名起为《中国企业家黑皮书》？本书其实是他与诸多企业家对话的结集，不过主题是同一个：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也许在他看来，这个主题很沉重、很多元、很无解，所以很“黑色”。
今天，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国退民进”一直是个巨大的争议话题。持存在观点的人会例举大量的事实：从铁本、德隆事件，到山西煤矿大整合、4万亿振兴计划的资金流向等等，证据凿凿。而持否定观点的人也有大量的道理，比如：不能用局部来代表全局，中国一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国有资本的强大是资源重新分配的保障……事实上，每一方都能找到各自的事实根据与理论基础，甚至还能找到“道德”的护身符，但是，如果将所有的一切放到历史的天平上，会推导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苏小和的《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就是在寻找这样的一种答案。
寻找这个答案要从一个原始问题出发：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苏小和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点。另外，也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从最直接的角度给予了一个解答：中国现在缺失的，便是企业家的精神，“一个企业或企业家，只有在产权、自由竞争和创新三个维度上清晰了定义，那这个企业和企业家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经济体的某种主导力量……当我们用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企业家时会发现，在中国，真正称得上企业的公司，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人，还是太少……”而在进一步解析这种观察后，苏小和将观点聚焦于百年以来，中国官商结合的模式弊病。
事实上，苏小和这样的观察，在知识界已成某种共识。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便在官与商的各种组合中开启了企业化进程，从李鸿章到盛宣怀、胡雪岩，再到张謇、荣氏兄弟，再到柳传志、王石、任志强，其中始终存在的是官商的影子；而在发展形态上，在历经了“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公私合营”、“绝对国企化”的演变后，国家的意志在这条贯穿百年的历程中始终生生不息，不断壮大。
或许有人会提出：国有资本的不断壮大有什么不好？对于中国而言，国家富强不是好事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小和在书中用了一个比喻：今日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就好比是体积庞大的鲸鱼，个人与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只能是跟在鲸鱼的周围，捡拾些小鱼小虾吃。在这场追求生存的运动中，因为有政府在其中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缘故，而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
经济学家诺斯曾说：“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但是在中国，政府却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并且在这样诡异的经济环境里，中国经济艰难行进了百年时间。
对于苏小和的研究，我觉得是一个严肃而需要深入的课题，这绝不是本书在语言上所展现的调皮效果。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上和文化上的惯性。一个很少被人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130年里，中央政权曾经因为同样的问题而遭到过致命的挑战。在清代末年，正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给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当然，在当下中国，思考中国的命运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纠结，而苏小和在本书中将未来寄托于新技术的进步，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终结，就像百年前梁启超们对于中国的期望一样，百年以降，吾国吾民依然如故，而科技早已千山万水地进步了。
尽管不会有答案，但思考本身也是种力量，这或许是这部《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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