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国掀起了两次学习西方商业文明的高潮：一是晚清时期，二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得很彻底、很全面，也由此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然而，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许多人对西方商业文明的顶礼膜拜。或许今天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基于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发展自己的商业文明。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著名命题“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想，对中国来说，现在也已经到了思考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迫切阶段了。
在西方商业文明中，私利性是主导性的，“看不见的手”的原则一直被奉为《圣经》。虽然私利性有利于调动人们的进取心和竞争力，但其仍然存在一个边界，一旦越过就会危及社会。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就在于这种私利性越了界。
相比之下，中国的精神更多是以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哲理，以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规范为其内核。中国商人大多以做一名儒商为追求。近代儒商伦理并不强调金钱利益至上和个人主义原则，而是将经营工商业视同治家、治国的大事。中国遭到西方列强冲击后，这种儒商伦理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更加突出，许多商人均以“实业救国”、“实业强国”为追求，其中以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最为典型。商人文明倡导义利兼顾。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义”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利”是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
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建立了“和”的观念引导下的企业文化价值体系。“和”的主要内涵是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与东方的哲学体系相契合。中国企业在学习西方职业经理人的同时，是否也可以更多地考虑将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中的道义、自省、谦逊、勤俭、克己等精华系统性地融入团队建设？
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有一个美国人名叫丁韪良（中文名），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他在1901年（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年代）出版的《汉学菁华》中说道：
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我们可以轻易地预见，两个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将来会远比过去大得多。当中国在一两个世纪之内开发出广袤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并用现代科学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跻身于世界三四个最强大的国家之后，你认为全世界还会继续对它过去的历史无动于衷吗？不仅人们认为了解中国历史对于文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乘我现在灵感附身，我还要预言——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也将成为西方各大学的研究科目。
今天，当我们再次体味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智者的光芒。
所以，当我们有暇沉浸于思考的时候，会发现在曾经的某段时间内，我们对西方管理思想研究的顶礼膜拜远远超过了对中国本土思想的追根溯源。成君忆的新书《带好你的兵——向戚继光学管理》，则是提醒我们需要多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前人的管理心得，虽然书中讲的是戚继光的军事管理思想和实践，但其中有太多值得企业家思考的内涵。特别是戚继光不仅在品德上修炼自身，强调练将之道在于“先教心法，后教技法”，还决心把他的兵卒训练成“士兵”、“士卒”，使得“士”不再是读书人的专利。当兵的除了操练武艺，也应该像读书人那样懂得礼义廉耻，这使得“戚家军”最终能够成为一支忠于职守、勤奋勇猛的军队。“士兵”一词也沿用至今。
成君忆的思考还不仅止于此，他从历史价值观的视角对企业管理中的领导力和文化力进行的思考，不仅有体系，有依据，更有实践指导价值。对此，我始终以欣赏的态度，看着他的思想不断成熟。
到201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余年。以三十为数，如果一年一个脚印，起点是1978年，那一年，邓小平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如果十年一个脚印，起点是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缔造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族的最后一个“盛世”；如果百年一个脚印，那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华民族有正式编年史的开始；如果万年一个脚印，就回到了三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据说中华始祖伏羲氏的母亲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怀胎十二年生下了伏羲。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从远古时代一步一步走过来了，成为从远古至今历史从未间断的唯一民族。
我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灿烂思想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