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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之多艰,如何找出路?

\  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为什么我们什么东西都比美国贵?为什么我们的食品这么不安全?为什么我们年轻人没有出头的机会?为什么我们的医改这么难?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活不下去?为什么我们的垃圾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我们的水资源问题这么严重……

  百姓看得懂的民生之艰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一书列出了十六个问题,其中大部分是明确设问,探讨如今最普通中国人所遭遇的艰难处境。在郎咸平看来,包括官方、媒体和部分专家对这些民生问题的惯常解读,都存在几点误区:一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具体遭遇领会不深,造成政策着力点偏离;二是错误引用美国等国家案例经验,存在认知偏差;三是政府监管与市场介入的边界界定不准,也就是说该管的没管或没管好,不该管的,却因为行政垄断痼疾发作、利益集团劫持决策和舆论,反而有所强化。在作现状解读和原因分析中,郎咸平继续发挥着其一贯的犀利、幽默的文风,用最简朴的语言试图澄清这些问题的本来面目。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对现状和原因的切入是不难的,甚至可以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民生之多艰”情况众所周知,如果不能解决,又有什么用呢?把话说直白一点,达到前述解读和分析,主要靠的是知识背景和信息(整合)优势,会做这样的工作的人很多,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花钱来看这本书呢?

  确实,能把问题看明白的人很多,但可以把问题说明白的人却不那么普遍,这是因为:首先,学界不少人认为郎咸平系列“百姓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过于简单,觉得不屑谈论,他们更习惯于用专业术语去帮地方政府论证政绩项目,从学理和经济形势两方面佐证那些项目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又或者专心去写其门生故吏也不大看得懂的艰深论文——简而言之,“百姓经济学”既不能带来直接的效益(出书稿费跟项目经费相比,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也不能拿来评选职称,当然不会被自以为水平比郎咸平高很多的专家所选。

  其次,政学商各界一些精英,习惯于在信息不均等情况下,占据博弈优势、争取现实利益,具体到郎咸平这本书里谈到的房改、环境和食品安全监管、产品质量监管、医改等问题,如果将内幕和信息说得太透,意味着监管部门要担负起更多责任、从业企业要履行更多义务、专家不得不更小心谨慎地帮闲换钱,利益上会受影响,岂不等于自找憋屈?

  第三,谈论“百姓经济学”、“穷人经济学”,不仅需要有经济学的知识储备,而且必然涉及到大量现实信息的整合和分析;许多国外模式之所以到中国难以复制其原有效果,来源于截然不同的体制和市场环境,这也牵涉到比较复杂繁琐的观察和思考。而这一切,都是原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未能给出公式方法的;这些大师的门生及其粉丝,已经不习惯脱离“言必经济学原理或大师名言”而进行实证研究的,怎么可能把问题说明白呢?

  谁在迷信权力的力量?

  之前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郎咸平的“百姓经济学”纯粹是哗众取宠,意思是说,他虽然找对了问题,有时也看准了原因,但一谈到如何解决的时候,就提出无法操作的愿景和方案。还有专家认为郎咸平过于强调政府监管的重要,有意贴近民众情绪、“明修栈道”,却悄然强化政府权威、“暗渡陈仓”。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说法的提出,所依据的,其实来源于多年前郎咸平呼吁制止国企贱卖风潮、打击掏空国有资产的硕鼠、加强中国内地股市监管——更好玩的在于,一些批评者当年正是与郎咸平辩论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本文前面已经谈到,他们非常不屑细读郎咸平的作品,无非基于利益立场,匆忙地给后者贴上了个标签,然后就展开完全没有针对性的指摘和非议……

  实际上,这两年来东方出版社推出的《郎咸平说》系列著作中,郎咸平不仅对提出的设问给予了解答,而且其方案思路,并不是所谓的迷信政府权威并为之扩权提供依据,恰恰相反,他极力批评的,就是经济领域不恰当、过度的国家权力介入,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提出巨额投资计划并得到地方政府投资额倍增的跟进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达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反对违背市场规律和地方财力的“铁(路)公(鸡)机(场)”建设计划。而对于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郎咸平说》系列著作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各级政府真正给予它们公平、法治化的发展环境,让企业家有信心继续做大做强实业而非投机性的将盈余拿到房市保本;还对多个产业领域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方案,警示企业家不要迷信高新技术而忽视产业链的精心治理。试问,这样的建言能算成迷信、强化政府权威吗?

  在新出版的这本《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中,当谈到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时,郎咸平一方面归纳了其此前提出的产业链整合观点,提出了可具体操作、国外有产业范例的地下产业(地沟油)疏导改造建议,另一方面则再度强调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需要强化执法者和从业者的法律责任,确保监管与被监管双方在利益上绝缘(这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不叫强化政府权威)。

  对于平民的“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这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房改、医改、教改。这其中颇有新意的是,郎咸平提出教改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只在行政权和教授权威之间选答案,而没有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相反,美国等国家高教制度的成功,其核心既不是教授的福利,也不是大学的规模,而是学生的质量。在这个问题上,郎咸平为常常被媒体和学界“指定”为其观点对手的张维迎(北大教改操刀手)说了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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