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互联的奇迹
评王永钦《大转型：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与中国奇迹》
李华芳
传统的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的“三驾马车拉动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出口、消费的推动作用，这类粗略的宏观分析有助于锚定大概的经济推动力。例如在黄亚生的《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就被作为投资推动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分析。而对投资的进一步分解则不难发现，政府投资直接驱动的增长也占了很大一块。相反，民间的中小企业投资的表现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由于中国主要出口国的经济下滑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减少了进口，这也降低了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因此扩大内需也就是增加内部的消费，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
第二类是古典增长模型及其扩展。在原有的古典增长模型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被看作是三大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后续研究发现在资源禀赋（土地）和资本投入没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素质的改变，将会极大影响产出。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最后被吸纳到这一模型中，通常通过教育投入来衡量。但这依旧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剩下的因素被归结为“制度”。因为即便在三大要素投入比例变动不大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将会导致产出的极大变化。这类制度要素又被分解为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以及知识的正外部性的内生化等。这一类研究导向对提升知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关注，相应的政策则指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
第三类是考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导致经济增长，如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提到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成为增长的一个源泉；另一个方向是将中国的增长看作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结果，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中央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与地方和个人的激励相容，姚洋就将中国政府定位为此类“中性政府”，不少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持类似看法，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由政府驱动的。
在如此繁多的解释中国增长的理论中，要标新立异杀出重围并不容易。王永钦的《大转型：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与中国奇迹》显然是一匹理论上的黑马。当然他继承了巴泽尔关于合约理论的相关解释，但做了重要的扩展。王永钦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相互关联的市场范围扩大所致，使得在单一的市场上无利可图或者没有办法实行的关系合约可以在互联市场上执行，这就大大增加了交易量，推动了经济发展。传统中国嵌套了无数个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人情关系组成的圈子一环套一环，因此一桩表面上看起来吃亏的交易，背后可能蕴含了长期的回报。尤其是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熟人社会里，关系型交易更是大量存在。王永钦正是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何以在产权界定有进步但未完全清晰、市场分工有拓展但存在高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经济能获得快速发展。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并不完美和完备的市场交易往往还依赖于大量的关系互联交易。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交易特征，一方面这说明关系交易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来说也导致了寻租腐败现象大量存在。尽管早期的关系互联交易可能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却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王永钦也指出，关系型合约和规则型合约都具有自我维持的特性，因此如果未能及时启动适应人口流动性较高的现代社会的改革，中国就可能陷入到关系型合约的包围中，并在未来遭受恶果。
当然经济发展可能通过两种效应来影响关系型合约。一是专业化程度加深，这其实意味着识别起来相对容易，就减少了用其他关系进行模糊识别和弥补的作用，反而会弱化关系型合约。因为原本需要通过关系来进行的交易，现在通过专业市场即可完成了；二是市场规模的扩展，王永钦用市场厚度这一概念来刻画。随着交易频率提高和交易量上升，市场逐步变厚，意味着流动性增强，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大量扩展，这样关系型交易的吸引力下降。这对斯密的劳动分工导致市场扩展还是市场扩展导致劳动分工做出了婉约的回应。即是说分工程度加深和市场规模扩大会弱化关系型合约，从而向规则型合约转变。
中国经济的未来会朝何处去？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王永钦指出的路是，专业化程度加深和市场变厚会使得人格化交易逐渐失去魅力，而非人格化交易将会大受青睐。唯一的问题是，关系型合约依赖长期关系和自我执行，而规则型合约更加依靠第三方实施，第三方实施就需要民主和法治作为支撑，否则又会被扭曲得内化成某种关系执行。中国的转型远未完成，要实现从关系型社会过渡到规则型社会的转变，应该不失时机推进民主化与法治化。那么何为正确的时机呢？王永钦如此写道：民主化和法治化往往是和经济自由化、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同时进行的，并且初始禀赋的平等性对巩固民主化和法治化至为关键。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