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 [美]乔治·阿克洛夫 [美]罗伯特·希勒著 黄志强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09年7月第一版234页，34.00元
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后知后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是不堪重负。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
最近英女王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句让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家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
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理论假定，人既然是自利的经济行为人，因此有充分的能力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面，足以指引自利人的理性决策，趋利避害。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把市场大幅改正甚至崩塌的可能性给排除在外了，而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危机和萧条。就在G.卢卡斯——他占据着经济学界过去三十年的霸主地位——宣称，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即便不是一劳永逸，世界起码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不旋踵之间全球的人却都遭了罪。果然，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美联储的、各级政府的，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但没有，连海啸已肆虐横扫各个角落后，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错误出在哪里？
《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的出版正形成了一个突破口，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在价值测评、资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励平衡等各个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步履蹒跚，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更显不堪重负之疲态。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罗伯特·希勒（RobertJ.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由他们发起质疑和冲击，要比外部的批评有力得多。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阿克洛夫和希勒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在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何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之外，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个人经济行为，如不削足适履，是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
“理性市场假设”（或称“市场有效假定”）在过去四十余年里一直占着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经济）理性”的概念有三层假定：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
亚当·斯密的历史地位数百年而不颓，是因为他对经济活动的自利性做了明确有力地“正名”。斯密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的。斯密的系统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意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须有利他的善意在先。道统，尤其是教会，贬抑人们的物质追求，既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遏着经济的扩展。
但是，是否个人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利己的？斯密并没有规定。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能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只是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在市场上买卖？用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谁又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假定还大致靠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并且积得越多越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于，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的羁绊和政府的干预之前，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来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影响之后，他又会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更是大大地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斯密的《国富论》里从未用过“理性”一词。）强加在个人行为的这种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许多学科的研究肯定，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例如，哈耶克本人就讲得很清晰，当被人引用时，往往遭到曲解。又如，去年出版的《怪诞经济学》（PredictablyIrrational）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大量实验调查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是有系统的、结构性的，是可以预测的。
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坚持罔顾人的“动物精神”，硬把不具备的“理性”美德强加于人的根由，我们以后再讨论，这里只就本书所及，先谈谈“动物精神”对经济决定的影响。
受着十九世纪物理学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从而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外衣。在工具缺乏的当初，这原本未可厚非。起码，经济学从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计算、能交流、能积累研究成果的话语系统。而当时借用物理学方法的经济学人，是知道这类简化乃不得不为之，对借用的限度也有清楚的了解。然而进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后，经济学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在简化的基础上不断“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把他当作先祖“亚当”似的，复制出整个社会的“理性人”，然后据以打造“市场规律”，尤其是税收政策等国家分配利益的机制。
殊不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的对象全然不同。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他们积极与环境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本质元素，等于把要解决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就像医学理论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一样，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mentalaction，把它译成“人类本能行动”，或许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期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动物精神”的概念及解说，来说明在信息缺失或无从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长期投资的回报——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的。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结果。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来自冷静的计算，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为什么能保有“动物精神”，经常使用而有成效？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详尽的解释，但人们没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的。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应用信息系统也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动物精神”一定是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从而得到保存和强化。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大都属于此类。
我在深圳眺望时，总不免想，能在二十五年间从一个不足五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一千两百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算”，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又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在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个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
缔造了人类的历史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要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许多推动进步的原创性杰出人物，都是凭信念和直觉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那么，“动物精神”的破坏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书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动物精神”一旦造成大“乘数效应”后，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动物精神”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源。当人们自主决定，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会被他人的“恐惧”对冲掉，平衡得以维持。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恐惧”就会逆转，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会剧增，投机之风大炽。其中人们的攀比——“动物精神”的一种表现，会激励泡沫的可怕泛滥。看看自己的周围，又有谁在看到“愚蠢的同事、同学的愚蠢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还能按捺得住呢？
而在新古典理论框架里，人被假定成十足理性的，“动物精神”在模型中当然就无法立足；个人的效用函数又被假定成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从而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标准的理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动物精神”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动物精神”的其他形式，讲求“公平”、憎恶“腐败”、重“故事”而轻“逻辑”的倾向等等，也都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罪莫大焉。例如，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创造性的企业精神”就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尽管它是大家普遍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
无怪乎，作者在本书的结论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能够讨论的经济行为相当有限。通过这次代价惨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已经来临，而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实，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缺失表达出严重不满的，早有人在。例如，大师中的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和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的批评，几十年前就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弊病虽久已被认识到，却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要说当时数据和工具不足，构建理论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牵强的假设，那么眼下，数据和计算机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脑的认知和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有可喜的进展，为什么还得抱残守缺，固执人和市场的“完全理性”假定呢？
这个困惑在《动物精神》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学府开设“非规范理性”的相关课程，也都在四五年以上。但要不是金融海啸，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缺陷。事实上，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在编辑上的仓促和观点论述上的欲言又止，都相当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极难。对此，《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忧虑和期待：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经济学研究生，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再度活跃。学生对现状存在着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许多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开辟新路径的愿望还在，超越计量经济研究来探索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愿望还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