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经济学视野来看，被不无道理地讥为“思想采石场”的韦伯，比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更有哲学深度。在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斯·韦伯对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非理性的本质，对于“客观的科学知识”包藏着的疯狂的冲动，抱有一种极为深刻的悲观。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思想史家、法学思想史家。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后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
1894年，韦伯放弃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的机会，接受弗赖堡大学聘请，出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在韦伯思想发展史上，这一事件被认为是韦伯的学术兴趣从史学、法学转向经济学的开始。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韦伯转入弗赖堡大学国民经济系，是要拯救在他看来已误入歧途的经济学。
1896年韦伯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至1903年期间韦伯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1913年，因为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为代表，对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和宗教学都有深刻的影响。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以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为支柱的思想，把与新教伦理相联系的经济合理性思想引入对国家、法的研究。
仅从经济学视野来看，被不无道理地讥为“思想采石场”的韦伯，比亚当·斯密以来的所有西方经济学家都更有哲学深度。在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法律和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同时，马克斯·韦伯对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非理性的本质，对于“客观的科学知识”包藏着的疯狂的冲动，抱有一种极为深刻的悲观。但一百多年来，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大都看不起韦伯的经济学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韦伯揭穿了西方经济学的“皇帝的新衣”。
误入歧途的经济学
1895年，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的主题是阐明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的关系。实质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演讲看作是一位新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是对经济学的自我身份的声明，其核心问题在于揭露被遮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对当代中国人特别亲切的是，韦伯从农民工问题开始他的论战。农民工问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腾飞后普遍出现的问题。韦伯挑明了一个事实：在所谓纯粹的经济学框架里，这一问题甚至是无法获得描述的，就不要说解答了。
当时的德国工业腾飞，城市化一日千里，经济学的沙龙气息一天天浓厚，但是韦伯只谈农民。此前几年，韦伯一直在对东普鲁士农村进行田野调查。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在发生变化，当时德国面临的是国际性的农民工流动问题，主要是波兰农民廉价劳动力涌入德国东部边界，抢了德国农业工人的饭碗，造成德国农业工人纷纷下岗失业，背井离乡往德国中部城市流动。韦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直接命中“纯粹经济学”的要害。当时德国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对人口流动引起的失业问题听之任之。因为按照自由竞争的原则，外来人口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因此，外来人口占领德国东部的劳动力市场，驱逐世代居于此地的农民，是符合自由竞争的精神的。
韦伯不客气地指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韦伯提出了针锋相对之政策，即立即关闭东部边界，把外来人口挡在那里。韦伯认为，在德国东部边境发生的人口流动问题，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学胡诌的劳动力价格问题，而是劳动者本质问题。在劳动力自由流动背后，是普鲁士大地主反自由、不人道、低效率的奴隶制农业，驱逐、消灭世代崇尚自由的德国小农的现实，是心甘情愿忍受压榨的波兰农奴对容克大地主庄园的支撑。经济学上看似不赖的局面，掩盖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败坏。
韦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经济规律、经济学的独立标准，按韦伯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韦伯不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发言的，他想强调的是，如果要保持德国东部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德意志独立自主的民族特性，必须关闭边境，禁止波兰移民，并借助国家的力量，对农业进行大量补贴，甚至彻底清算大地主庄园的生产方式。
在这篇教授就职演说中，韦伯希望借以阐明的是对经济学本质的理解。经济学的第一本质是什么？“经济不过是一个延伸，是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因为“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易北河东岸的贵族（容克）雇用廉价的波兰劳工以及由此导致的德国小农的城镇化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却是灾难性的。德国东部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德国特性，必须通过关闭波兰移民的边境并对农业进行补贴才能得到挽救……” 也许这句话听上去没有那么冠冕堂皇，但它很诚实。
攻击“幸福经济学”
众所周知，诞生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是以调制人类“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根据这种经济学观，政治经济学唯一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在于添油加醋，增进人类生存的愉悦。从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论证儒家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韦伯强烈地反对他认为是俗不可耐的幸福经济学，反对“普遍幸福”的幻象，反对普遍人性的修辞术。
只要考虑一下英国资产阶级“羊吃人”的发家史，就不难知道，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普遍的幸福”。所谓超国家、中立、普遍主义的经济学之不可能，犹如“正的负数”“圆的正方形”之不可能。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说的：“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尽管在最终取向上南辕北辙，但是韦伯受马克思的思想方式影响甚深。韦伯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来攻击“幸福经济学”的假相：“你只要想想人口问题，每个人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幸福主义者。……无法想象合法的幸福会在未来的某地等待我们。无法相信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人类自由行动的机会。”韦伯甚至引用但丁的《神曲》中地狱之门上的格言说，现代世界容纳不下这种头脑简单的幸福主义者，容不下所谓普遍幸福的渴望。
作为一个西方世界公认的自由主义者，韦伯并没有鼓吹尼采的权力意志或国际关系上的超人哲学，他不仅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而且是最为亲英美的德国思想家。韦伯对英国式幸福最大化经济学的憎恨，来自更加深刻也更加本质的忧虑，那就是虚假的幸福经济学，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猪猡的联邦”，使一个伟大民族在纸醉金迷和享乐主义中堕落和土崩瓦解。
在韦伯看来，所有伟大民族的真正历史使命，并不是能给后代留下了多少家产、多少财富，而是留给后代多少自由行动的空间与生存意志。韦伯直截了当地写道：“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并不是未来的人将如何酒足饭饱，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这里，韦伯把国民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和盘托出：“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素质。”当时，德国在统一后的30年里突飞猛进，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超越英法而与美国并驾齐驱。作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国，德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第二帝国蒸蒸日上，科技发展、经济总量处于最佳状态。但韦伯看到了德意志民族经济、政治、人文发展不平衡所酝酿的危机。这种危机，从经济学上来看，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忧患意识，正在简化为人均收入多少、住多大的房子舒适、开多好的车气派等幸福论。从马丁·路德到康德、黑格尔、席勒、荷尔德林以来，萦绕德国人的本质的精神性问题，即德国人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正在被遗忘。
什么是幸福？是英国经济学哲学大师边沁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动力。马克思说，边沁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正如当代哲学家诺齐提出的质问：“如果说快乐是衡量善的标准的话，那么，吸毒也可以带来快乐，吸毒可以是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吗?”韦伯强调，关键的东西并非和平与人类的幸福，而是为保存和繁衍民族而进行的永恒斗争。
韦伯说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的素质：“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说到底最关心的是‘人的素质’，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未来将认我们这一代人为素质的祖先。我们致力于以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为本民族的后来者树立先驱。”
韦伯认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毛，向国民公众灌输一种“软不拉叽的幸福主义”、以数学模型麻痹人民的政治敏感性，以市场的市侩伦理误导政治决策者，这乃是德国学术的根本危机。韦伯斩钉截铁地说：德国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学，而绝不是什么似是而非的“国标”经济学，德国经济学思想必须建立在良知、天命、德行的基础上。
愚蠢还是伪善：“价值中立”
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最大误解，就是他的“价值中立”思想。价值问题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的核心。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使其经常处于左和右交叉火力之下：一方面被指责为伪善和理论的乡愿，假装客观；另一方面被指责为贬低价值，为不择手段大开方便之门。他也同样受到来自两方面误解者的“支持”，一方面认为“价值中立”使社会科学免除“道德专制”；另一个方面认为“价值中立”使人的政治行动不受道德纠缠。
然而韦伯的本意是明确的，即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总是先于科学研究，前者是后者的动力，而不是相反。科学虽然能够且应当揭示背后的价值判断，却不能评判价值。科学只能反身去认识价值，而不能判断价值是否正当。因此，韦伯的所谓“价值中立”，更多的是指科学在价值判断上的无能为力，而非要科学放弃价值分析，更不意味着科学本身无价值立场。“要是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意义的信念，一切分析具体实在的尝试都毫无意义”。
事实是，韦伯对那些自称不持任何价值立场的“客观”科学，始终抱持非常警惕的态度，因为这种貌似中立或客观的科学，对自己的价值立场持一种全然的非反思态度。而自命“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中抨击的头号靶子。在韦伯看来，明确标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比那种或是出于对自己的价值立场的非反思的无知，比那种明目张胆的自欺欺人，更符合科学的要求。
韦伯猛烈抨击的，是这样一种“纯粹经济学”的理论偏执狂：它以一种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傲慢地把民族的、族群的价值观，统统贬低为“偏见”，认为应当采用“经济学自身”的尺度来衡量事实，而“不受感情好恶与价值立场的影响”。而政治权力被化约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与生产方式的保姆或擦鞋匠，即政治要服务于经济利益。因为经济利益是一种“普世价值”，超越民族、国家及文化，并将随现代经济的扩张，普照世界各地，“一切人类成兄弟”。韦伯强调，如果有一种文化价值可以成为超民族的普世文化的话，这种文化价值只能是幸福主义的，只能以不断配置普遍幸福的菜谱为己任。这样一种经济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加油添醋以促成人类的“愉悦”。然而经济活动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中性的、非价值的活动，不能认为使经济达到最高程度就算完成了使命，会在“永久和平”取得人类的最后胜利。
韦伯断言，经济学不能仅仅以丰衣足食为目标，如果这样的话，它将损害民族发育的利益。国家放弃干预经济，最终结果只能是人间地狱。“自由贸易”总要以特定人群的自由为代价，“看不见的手”总是以特定人群的口袋为目标。“让事实自己说话”，以使反对者闭嘴。这是“所有的陋习中最令人恶心的”。只允许“事实说话”，从“绝对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只是某一民族或阶级的特殊利益。如果听任“纯粹的经济学家”声称他们的学科是“去道德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科学，最终结果只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道德堕落的学科。在得失取舍之间，唯一可以依赖的根本不是供需曲线，而是负责任的政治决断。
天职与禁欲
在韦伯对现代社会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产业地域分布、职业统计、宗教构成、教育类型等诸多因素的考察，着重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在韦伯看来，对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影响的酵母，应该到西方宗教精神，尤其是新教精神中去寻找。
“新教”，原意为“抗议者”，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教派以及随后又从这些教派中分化出来的更多教派（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虔信教、卫理公会、浸礼教派等）的统称。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尤其是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忏悔期限论等内容，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是新教伦理也是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精神具有以下的含义：其一，对金钱的追求或者通俗地说赚钱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原则”，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而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其二，赚钱，表现着一种“与一定宗教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情感”，是资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换言之，赚钱，这是一种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留有宗教“天职”的成分，有钱不赚、失去赚钱的时间和机会等于渎职。“天职”一词“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认认真真地完成上天所交付的世俗使命，“敬神如神在”，是韦伯眼中的新教伦理要旨。在韦伯看来，赚钱的天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认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合理特质；而在新教伦理中，禁欲主义更是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它使一个人能够抑制感情，坚持按照清教所宣扬的永恒动机行动。禁欲主义最紧迫的任务在于，通过使其信徒的行为规律化，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让他们能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在韦伯看来，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强制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
通过相得益彰、互相促动的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把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促进财富的增长，完成上天交付的世俗使命。这大概是韦伯思想的基本内容。所以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
实际上，如果没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不仅无法产生，更无法维系。英美经济学的基础功利主义，核心思想是“幸福最大化”。古代人把美德理解为幸福，近代人视利益为幸福，现代人把幸福理解为感官享乐。正是追求个人生理和心理欲望满足的享乐主义、快乐主义成为人们崇尚的目标，个人对于快乐和欲望满足的追求甚至成为哲学的主题，个人不放弃任何寻求快乐和欲望满足的机会成为宗教信条，自由市场为购买快乐提供了无所不包的储备，资本主义才获得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韦伯提出新教伦理的真正目标不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知识考古，而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神学批判。他看到了，集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市侩哲学、投机心理于一身的幸福最大化理想，不论其初衷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导向虚无主义，从而包含了资本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危机。正如古希腊、古罗马后期沉湎于物质享受，奉行快乐主义而走向衰落一样。没有价值追求和丰富精神文化的社会是不可能正常发展的。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一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这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的一段话。韦伯被欧美学术界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这位生性悲观，据说一辈子没开过玩笑的教授，将继续使人类幸福列车上的乘客感到不舒服。也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旗手弥尔顿在《失乐园》所忧惧的那样：财富毁灭的人类，比贫困毁掉的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