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10月，保罗·克鲁格曼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往，有些获奖者尽管在学术圈内地位很高，许多人都是某一领域的开拓者，但在公众中还是默默无闻。然而，克鲁格曼不同，他不仅在学术圈内声望甚高，而且在公众中也颇负盛名。他从1999年起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且有二十多本普及型经济学著作出版。他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点评，尤其是其大胆尖刻的观点和与众不同又往往正确的预见，引起了广泛注意。
如今在华尔街风暴席卷全球之时，他对小布什政府的批评和这场金融危机的点评，又成为媒体的焦点。在这篇文章中，我想通过他的一些著作来认识他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当然，克鲁格曼的获奖不是由于他的时评，而是他对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授予他诺贝尔奖是由于他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发生区域”的开创性研究。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全球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克鲁格曼创造的理论恰好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将国际贸易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两个此前没有联系的研究领域进行整合并加以研究。
说起他以新国际贸易理论成名，还有一段故事。1978年，二十五岁的克鲁格曼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当时他桀骜不驯，言辞尖刻，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连研究生的奖学金也丢掉了。他去探访著名的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写了一篇有关垄断竞争贸易理论模型的论文。他把这篇论文提交给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假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都是经济学界的“大腕”，人们并没有在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他宣读论文时，大家交头接耳，各说各的。但是后来大厅逐渐安静下来，人们专心倾听他的论文。这些“大腕”被他的观点所震撼，于是他一夜成名。他以后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九十分钟。”这篇论文以《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为题于1979年发表于荷兰的《国际经济学杂志》。
克鲁格曼围绕新国际贸易理论写的书有《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英文版原名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中文本改译此名），他还主编了一本《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入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二位经济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他与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合著了当今最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国际经济学》（第四版199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介绍这种理论的。在国际经济学方面，他还出版了《汇率的不稳定性》。
国际贸易理论要解决四个问题：国际贸易为什么会产生？国际分工模式由什么决定？保护本国市场有什么作用？以及什么是最佳政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比较成本说解释了国际贸易对双方的好处，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解释了国际分工如何取决于各国的禀赋优势。他们的政策主张都是完全的自由贸易。然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这些理论受到了挑战，因为现实中大量交易的是同一个行业的制成品。例如，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美国有资本优势，应该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有劳动力优势，应该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在现实中，美国既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也这样。而且，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例如，美国、西欧和日本都生产并出口汽车。现实中贸易模式的变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理论。
克鲁格曼引进了规模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这些概念来建立他的新国际贸易理论。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差异化消费两难选择的模型。这个模型表明，生产中存在无止尽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有多样化的差异偏好。对生产者来说，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对消费者来说，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是一种“两难困境”。市场竞争对比进行权衡，达到一种均衡。而解决的方法则是扩大市场规模。这个模式为新国际贸易模式指明了方向。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各国要素禀赋相似，仍然可以产生国际贸易，而且给各国都带来好处。他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克鲁格曼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1980年，他的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引入了运输成本的概念。他把运输产品看作是“冰山”，每一单位运往外地的产品都只有一部分到达目的地，其余的作为运输成本消耗在途中。这样，企业就更乐于选择在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开展经营活动。所以，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引起了国际贸易。1983年，克鲁格曼发表了《工业化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将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相结合分析产业内贸易，并论述了有助于说明知识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态势的技术竞争理论。这些论述都体现在他的《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一书中。
这种新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国际贸易对各国的好处，这就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他特别强调，各国不必根据自己的比较成本或资源优势来确定国际贸易模式，完全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全球市场上走差异化道路，通过实现规模经济来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各国可以不受资源限制地建立自己的战略性出口行业，以差异化战略在自由贸易中获差。政府可以有意向地引导与扶植本国的战略性出口行业。
在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又研究了经济地理，并将这两者融为一个整体。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地理和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
克鲁格曼在1991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中建立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型。这个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这个中心-外围模型不同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提出的同一名称模型。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分析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假设条件有三个：第一，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同质产品，而制造业是垄断竞争的、生产差异化产品；第二，农业中的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可以流动；第三，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业有称为“冰山成本”的运输成本。在制造业要满足产品差异化种类多、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低的条件下，就会形成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的格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对称地区中，一个地区可以通过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实现集聚，并成为相对发达的中心地区，而另一个则成为相对落后的外围地区。在中心区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市场挤出三种效应。前两种效应产生向心力，后一种效应产生抑制集聚的背心力。前两种效应大于后一种效应时经济活动向中心区集聚。后一种效应决定了集聚的程度。新的国际贸易模式强调了这种向中心集聚，把外部经济区域产生集聚和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对区域经济做出了新的解释。克鲁格曼还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作为一名专业理论工作者，克鲁格曼以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的新理论著称。而在公众中的名声则来自他对现实问题的精辟点评，尤其是许多大胆而又被证明正确的预言。
1994年，克鲁格曼在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当时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有人甚至声称，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人也颇以此沾沾自喜。然而，克鲁格曼语出惊人，他认为，亚洲的繁荣来自于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换言之，属于投入型增长，而不是技术进步型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以创造奇迹，但“建立在浮沙之上”，是一只“纸老虎”，迟早会破灭。他预言，亚洲会出现一场危机。此论一出，举世哗然，尤其是亚洲的政要和学者把这种观点上升到政治高度，口诛笔伐。不幸的是，1997年亚洲真的发生了影响颇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克鲁格曼由此获得了极高的世界性声誉。
这篇文章收入他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这仅仅是他众多著作中的一本，就我见到的，国内出版的除了此书外，还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预期消退的年代》、《兜售繁荣》，新近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此外，我手头还有台湾翻译出版的《模糊的数学》（台北市时报文化，2002年）和一本英文原版的《二流的理论家》（W. W. Norton & Company，1999年）。这些书都是他的文集，包括了他对许多事情的评论。
在读这些著作和文章时应该先弄清楚克鲁格曼的思想倾向。按克鲁格曼自己的说法和媒体的评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决非我们所说的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卢卡斯、萨金特所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近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普雷斯科特等人代表的自由主义，而是由新凯恩斯主义代表的认为市场经济并不完善，需要国家干预的思潮。在美国前一种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在政治上的代表称为保守派，以里根、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而后一种自由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称为自由派，由民主党代表，克林顿政府和新总统奥巴马属于这一派。克鲁格曼的思想倾向是由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而且与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相对抗，他正是从这种自由派的立场出发来评论各种问题的。
克鲁格曼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说：“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家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他们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
对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克鲁格曼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到六十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算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本身就是受了自由市场原教条主义的强大诱惑。”他的经济评论和预言都从这种基本立场出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回归。
最近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又一次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克鲁格曼。早在2006年6月，克鲁格曼就在一篇文章中预言，由于房地产价格暴涨，投机需求出现逆转，这就会使未出售的房产增加，从而引起不可逆转的严重衰退。2006年底，他预言，“我们要经历一次真正的衰退，在2007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年。”如今这场危机真的来临了。那么，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呢：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分析了这一问题。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认为，战后三十年是美国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时代，贫富差距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好处。但八十年代之后，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绝大多数居民不满现状。这种变化是政策变化的结果。前三十年的和谐是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国家干预造成的。这种政策从两头来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加重对富人的税收，另一方面扩大就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政府为刺激经济，给富人减税，打击代表工人的工会，放任市场调节，这样技术进步只能使少数人受惠。社会越来越不和谐。这次金融危机就是盲目相信市场，富人的贪婪失去约束，从而进行无约束的“金融创新”引起的。对于小布什的政府救市计划，他也并不看好。他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把政府救市看作金钱换垃圾，文章也以此为题。他在文中写到：“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呼吁联邦政府买入七千亿美元问题资产，主要是抵押支持债券。这又能怎样化解危机？除非联邦政府为所购买的资产支付高于市值的价格，让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捡个大便宜，而由纳税人承担代价，否则，金融体系仍会因为资本短缺而陷入瘫痪。”
克鲁格曼其人在1953年出生于美国长岛，这是美国的富人区。他的家庭是犹太裔中产阶级。他就读于耶鲁大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1982至1983年曾担任白宫经济顾问，1991年获得过克拉克奖。他的有个性、敢说话，在美国无人不知，不过据他的学生回忆，他也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并不固执己见。有个性而不固执，应该是令人敬仰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