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评介的是一本题为《从头至尾五英尺》（The Whole Five Feet）的小书，美国人克里斯多弗·比哈（Christopher R. Beha）著，2009年由纽约格鲁弗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
先扯一段闲话。格鲁弗这家地处同名街上的小出版社，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在老板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的率领下，在“另类”（尤指性革命和激进政治）图书出版领域大展拳脚，率先出版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等待戈多》、《O的故事》等作品，在出版检禁制度尚未完全成为历史遗形的美国，不时被人告上法庭。罗塞特还是一份名叫《常青评论》的主笔，是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一代心目中的英雄。
1981年，一位美国朋友介绍我去拜见这位罗老，蒙他赠我一张他们印制的格瓦拉头像宣传画。后来，可能是因为九十年代初跟《大西洋月刊》出版社并社的缘故，格鲁弗好像渐失锋棱。如今，很难想象，格鲁弗会出一本笔者这几天从黄鱼车买来后正读着的《但愿地狱有啤酒卖》（I Hope They Serve Beer in Hell）之类的“阳刚讽刺作品”（fratire）或“阳具文学”（dicklit）——虽说此书已因为与“政治正确”反其道行之而连续几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言归正传。所谓“五英尺”者，指五十一卷本的《哈佛经典》在书架上占去的空间。中国人说“学富五车”，笔者信手拈来这个成语，改造成“学富‘五呎’”；而所谓“从头至尾”，指的是作者花一年功夫读完了全部的五十一卷。（允我对此存疑，因为对许多入选经典，例如按照作者自订的时间表11月份应读的中国儒家、佛教、印度教、回教等丰美内容，竟然不着一字。）
这套《哈佛经典》，由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第二十三任校长查尔斯·威廉姆·伊利俄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带一名助手选编而成，入选作品从古希腊起，迄十九世纪末年止，涉诗歌、小说、戏剧、历史、传记、游记、布道文、哲学或科学论文等品类。有些经典，如《圣经》和莎士比亚，因为出版商初时认定阅读界早已置备，原拟不选，终因评界以缺失诟谇而补入。小说入选不多，后又另编自成系列。
不过，富于创新精神的伊校长硬是不太讲究什么编排的科学性或系统性，同时坚信“a shared cultural birthright universally accessible”，即人人具有共享文化成果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因而这套书瞄准他所谓的“持之以恒的有心读者群”（careful and persistent readers），旨在为他们提供一部自修大学般的人文教材，让他们每天工余抽点时间披阅，到处辄止即可，不必追求儒者赖以骄矜的专长独能。《哈佛经典》选编于1909年，是时全美人口中仅百分之三受过高等教育，读完中学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所以这五十一卷本的受众更多的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无怪乎，本书作者称伊校长采用的是“民主”的选编方法，要在“高雅”和“粗鄙”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无怪乎，紧接着荷马史诗《奥德赛》隆名的是篇响绝余音，即幼年被老师耳提面命时差点儿被扯下一只耳朵的理查德·威廉姆·小达纳（Richard William Dana, Jr.）的航海记事《桅前两年》；紧随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是北军军官弗兰克·海斯克尔（Frank Aretas Haskell）从战地发回的家书，不但重要性不能与前者相比，而且是在当事人阵亡之后才得以发表的；无怪乎，黑人文盲玛尔考姆·爱克斯（Malcolm X）在狱中恶补文化时，会用这套书做教材。书成后二十年间售出五十万套，可见伊校长普及经典的初衷至少部分实现了。
作者比哈是在2006年圣诞至2007年元旦这段时间内，决定把“五英尺”“从头至尾”读完的，诱因有两个。第一个，那年他二十七岁，从常春藤大学毕业之后并未振翅远翥，反而成了“还巢儿”，曾花五年功夫写了本小说，却无出版商问津；此前，大三那年，又患了何杰金氏淋巴癌，体重从二百四十磅剧减至一百六十三磅。首次化疗之后，女友怕射线的杀伤力会使比哈从此“绝后”，要他赶快去精子库预存，谁知第二天就接电话被告知精子数不足，预存失败，女友最后离他而去。有的人生了病往往求助上帝，偏偏比哈就在患病前后背弃了天主教。
所以，决定破卷读“五英尺”时，比哈正处人生低潮，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游离于一般人的游离感之外，比任何失败的人更失败。”因为就像除夕夜失眠时那样常找父亲吐胆倾心，《哈佛经典》第一卷开宗明义，班杰明·富兰克林家书中的“Dear Son”一声呼唤，使他亲和感顿生。第二个诱因来自外祖母，老人家读到八年级就辍学，十几岁开始当售货员、成衣女等等，一生最璀璨的亮点要算在巴黎为迪奥做过时装模特。与外祖父结婚后，住入纽约联邦广场以南的书店区，与文化人稍有交往（家族美谈之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大牌教授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儿子曾向童车里的姨妈吐过唾沫），这时才买下一套《哈佛经典》。直到老人去世之后，做外孙的方从母亲和姨妈口中获知，外祖母曾如何得益于阅读“五英尺”，不但给儿女们讲童话和寓言，还灌输宗教和富兰克林式的道德教诲。一个没受多少正规教育的妇女尚且从“五英尺”得益多多，大学毕业并自以为有志于文学的外孙，能不好好读一读《哈佛经典》吗？
读者不难看出，驱使比哈读《哈佛经典》的因素在“从头至尾”的阅读全过程中，始终起着作用，这也便决定了比哈作品的特点——半是读书有感，半是生活实录。全书主体的章回按月份依次排列，并附本月所读典籍的书目以为副题。
文中将典籍催生的思考内容与作者本人日常生活经历两者并置，糅合扭结，融客体与主观于一炉。譬如：一面读着柏拉图记录的“人的最高智慧在于认识自己无知”，一面想着外祖母而自叹弗如；一面引用苏格拉底的名句：“离别时刻到了，你我分道扬镳，我去赴死，你活下去，何者更好，唯上帝知晓”，一面记录孪生兄弟车祸，生死难卜；一面读意大利作家曼佐尼（Alessondro Manzoni）笔下1630年米兰的瘟疫，日殇一千五百人，一面忍受夏日全身神秘的瘙痒，怀疑大病将至；一面记下梭罗每日步行四小时，并深究sauntering的词源当是一路跋涉的圣丐Sainte Terre之名,一面描述自己半月板受损，全家上坟去的路上，邻家一条缺了一腿的瘸犬始终蹦跶于前后相伴；一面评论但丁笔下宇宙同心圆的不可知，一面写到校友会上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位红颜知己，叵料约会前一日，眼唇齐齐肿起，难以见人；一面低吟华兹华斯的《亭暾寺》（Tintern Abbey,“亭暾”二字系笔者擅译），一面与已逝的慈爱姨母精神流连；一面读旅行札记，一面回忆自己的英国和西班牙之行，如何在剑桥的圣彼得小教堂，发现美国星条旗的构思当是受了供奉在此的华盛顿家族纹章图饰的激发；一面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面携五岁小外甥畅游自然博物馆……
比哈的这种写法拉近了读书与做人之间的距离。富兰克林让儿子制作表格，记下一周七天可曾犯过十三种过失中的哪一种，虽说西人尤好科学量化，其诲尔谆谆的精髓，与我们这儿的《朱子家训》、《曾文正公家书》等并无二致，无非都是教导做人。所以，读富氏的自传，就像我们读中国的家书家训一样，既是读书，又历练做人。如果说这只是在浅表层面上看两者关系，那么比哈书中另一段复活节前夕守夜的描写就颇有象征寓意了：尽管他不再信仰天主教，但在已经世俗化的守夜仪式中，他看到初时的一片漆黑中，蓦地有一支蜡烛亮起，然后手手相传，逐人借火，从星星点点终至亮作一片。
智慧灵光的传递和普及，感官的敏化，魂魄的震撼和净化，向善愿望的激发，不也全在其中了？比哈眼中的烛火其实就是读书求智，而整个的仪式就像阿诺德（Matthew Arnold）说的，“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let every individual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himself）。“更好的自己”，这话说得多么透辟！因为大知闲闲如阿诺德者，深知“最好”一词的彼岸性，只能抵近再抵近，永远不可能到达。（附带说一句，近读京城某“翰林”级人物评西方文论，小言詹詹云：“英国地面邪，盛产假贵族……有个名叫阿诺德的英国文人，发表《文化与无政府》。此书酸腐冗长，满纸尽是卡莱尔式的道德说教。”酸腐冗长！我真怀疑“翰林”是否真正读过全文。对英国贵族阶层在整个英国文化中所起的作用，鄙见也显然与“翰林”不合。）
伊校长面向大众而非学者，编选这部《哈佛经典》的初衷似乎也就在此。这是种强调个人终生修养提升的“精英主义”，如果让我来解释，就是三句话：“追求超越——注意：是‘超越’而非一定是‘卓越’，超越的当然是自我”，“求智向善”，“不断抵近——抵近的目的地自然是彼岸。”
看到网上我国眼下的“愤青”破口大骂“精英主义”，甚至凡教授必称“叫兽”，凡反对抵制家乐福的必是“汉奸”、“卖国贼”！看来对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主义，而不是供泛政治化狭隘情绪性谴责时所用的大帽子，亟须辨正。对于不来几句国骂，口不出污言秽语，写东西不用×××，便不算新潮激进的，更需要语言精英主义的教养。不知“愤青”们对笔者在这篇文章里所发议论有何见教。“知出乎争”，批评欢迎，谩骂不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