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能力”：民企成长的两条腿

企业成长面临两类问题：一类是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或抑或扬，另一类是由于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变化，引起的技术问题。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最伟大的行列里一定会有“现代企业”的一席之地。现代企业是一种社会创新，通过企业这一“看得见的手”(钱德勒语)来优化配置各种资源，作为市场制度的一种替代。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给出的最重要提示可能是：人类不仅仅通过价格机制来安排所有的资源，有时候也通过企业管理等方式来进行。企业连接了市场机制和民主理想，最终成为社会活力与进步的重要来源。
　　回首三十年中国改革，经济领域风生水起，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民营企业无疑正是那些“石头”中的一部分。理解中国民营企业命运多舛的旅程，也是研究中国改革曲折反复的途径之一。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企业获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首次明确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度分离”，以及“政企职责分开”的话题。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既可以采取国营形式，也可以采取国有民营或承包经营(包括集体承包和个人承包)的经营方式。“民营”一词应运而生，最早正是对应国企采用“民营”方式而言的。
　　自1989年有合法的私营企业及相应的统计数据以来，民企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89年到2003年，私营企业数量达到300多万，增长了33倍；产值接近2万亿，增长195倍；从业人员达4300万人次，增长了26倍多。这些数据说明了一件事情，民营企业以其高效占领着市场，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尽管如此，2004年，吴晓波发表了《二十年公司：表面的胜利》，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由于所有权的半人格化，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以及成长理念紊乱等原因造成了一系列的病态，病态的企业、病态的市场、病态的企业家……我们幸运地成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这并不保证我们一定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企业。“病态”正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真实写照。在最近的新书《激荡三十年(上)》中，吴晓波罗列了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从中也不难看出各个企业并非一帆风顺的路径。
　　造成民营企业命运多舛的原因有很多，但大致而言可以分为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组织结构两个方面。陈凌和曹正汉等在《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中，就以“制度”与“能力”两分来切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正如吴晓波所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称得上伟大的企业，因此陈凌等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叙述，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他们把企业成长定义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所生产的产品和所处的产业链地位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而企业成长面临两类问题：一类是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或抑或扬，企业如何客服障碍或者如何利用机会，这正是制度环境视角下的民企成长路径的概括。另一类是由于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变化，引起的技术问题。陈凌等并不特别关注引进或发明新技术的问题，而是更侧重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对中国民企不断前行的支撑作用。这与彭罗斯在《企业成长理论》中认为企业成长就是不断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的观点，如出一辙。
　　陈凌等认为制度环境决定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总体表现，而企业的组织能力被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所决定。而后者正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反复强调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家来说，如何带领企业突破原有的制度与能力的限制，并不断在边缘处进行创新，形成对旧有限制的创造性毁灭，正是其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企业家能力的体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费尽心机在边际上求改进，恰是因为制度环境的约束下，不得不经历“从挂户经营借红帽”到“股份合作戴红帽”再到“股权分离脱红帽”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也得到了展现。
　　《制度与能力》以正泰集团、飞跃集团、黄河实业和华帝公司为例，还原了民企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事实，最终将这些民企的初步成长归因为“制度”与“能力”两条腿并重。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将不断演化，但至少“制度与能力”这一分析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企业过去20年的历史，并以史为鉴，探寻中国民企的未来之路。
　　(陈凌、曹正汉等：《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