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能逃脱这种转型时代的命运。我们所期待的一个伟大企业时代的来临，必须要与一个伟大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相随。
再一次，大公司被舆论和公众送上“血汗工厂”的被告席上拷问和审判，一些曾被喻为“世界工厂”的杰出榜样，转而被视为“过度压榨劳动者”的“坏公司”。
在这个深陷于转型痛苦的国家，新世纪以来这样公司价值剧烈震荡的现象并非孤例。
无疑，一个扩张的“公司世界”正在史无前例地重构这个国家和社会，且其成长的高度正在决定性的标定中国在世界体系里的地位和价值。而企业家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或英雄，也并非什么秘密。对于一度以美国商业史为蓝本的中国企业界，他们几乎可以齐声朗诵《时代》与《财富》的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名句：商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甚至还可以接上本土商业布道者的呼吁———“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方向标。”
但问题在于，这个时代的企业人物，为什么越来越不被公众作为“变革者”，而加以肯定？
无疑，在20多年的商业史行程中，企业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获得的社会价值认同，曾经与中国改革史，相生相伴。在意识形态最激烈的较量中，所诞生的“先富起来的人”，迅速转换为商业史上创造财富的“财富英雄”，而后在下一个十年成为本土追寻“世界级企业”和基业长青的企业家，由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力量，变为肩负“中国崛起”使命的时代人物。
整整一代人在社会政治革新失落之后，将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希望过度寄托于正在兴起的公司世界和企业家身上。但随后的进程，遭遇了转折点———总之，国家总理，头戴安全帽，脚踏水靴，深入地底下上千米矿井，与满面灰尘的矿工们，一起蹲着吃饺子，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镜头，它正在取代，1999年财富论坛，政府官员与海内外大企业领袖们，执手联欢“财富盛宴”的经典镜头。如果模仿克莱因在《变革者》中的口吻，描述公众对本土企业价值的心情，有一句话是逼真的：当“强盗资本家和政客们”，在这次“巨型的烧烤会”上对国家资源巧取豪夺时，人民在一旁不再沾沾自喜地观望。
一个中国式的“镀金时代”实际上正在终结。
2002年的某一个时刻，中国企业和财富阶层过分乐观的估计了未来的形势。20年以来，擅长于从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寻找企业价值的人们，在“执政党”前所未有地发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治邀请书之后，企业家们或许以为在一个不经过社会、政治更大变革，同时跻身财富与权力的盛宴，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机已然到来。这种进入“舞台”中央的感觉，一方面，让一批大企业纷纷发出建立世界级企业的战略宣言，国际化成为标杆。一方面，潜行十年的“企业改制”，公开盛行，并购国企，MBO大行其道，所谓在“国退民进”的财富盛宴中狂欢。
但20年来没有底线的经济增长，酿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代价，终于逆反为一场历史运动，早已汹涌燃烧的愤怒的火，终于被2004年席卷整个大陆的“郎咸平事件”，以一场贯通中国政经界、学界和社会的大辩论引爆：不仅一度为标杆的改制国企和民企大企业备受质疑，而20年来以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世界工厂”也遭到民间的指证。
正如观察家所看到的，“国退民进”中那些民企的扩张冲动，在公众的目光中，变为对国民财富的抢夺，失去了“中国梦”的气质；而本土企业阶层“做大”，奉行的过度“机会主义”，与谙熟的官商勾兑，让他们失去对社会公平规则的坚持不懈的追求……这样的财富积累，最终摧毁了80年代起，以“变革者”面目，建立起来的对这个阶层的社会认同。这不仅让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真正的战略，也不能在中国内部赢得一场决定意义的权利平等。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迟缓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人们将被压抑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
但“企业家为什么反倒成为其时代的敌人”？这种本土式的焦虑，在翻阅理查德·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时可以安静下来。在这一部以卡内基(美国钢铁)、伊士曼(柯达)、福特(福特汽车)、沃森(IBM)、露华逊(露华浓)、沃顿(沃尔玛)、诺伊斯(英特尔)等七大创始人为原型的美国商业史灵魂之作中，泰德罗以史诗般的篇章与深入骨髓的细节还原了一个纯粹的商业时代：美国人做着他们最擅长的活动，成立和创建新企业，那些冲破旧规则束缚，创立新规则的人，创立了一个个新世界，将大工业时代导向信息产业的时代，将美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为“美国世纪”的主宰者。但本书为中国喧嚣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宁静，并不是因为其再一次为商业史廓清了蓝本，而恰恰在于其原型的纯粹：作为纯粹的商人，他们的成功与美国社会赋予的自由一样杰出。
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无法提供这样的标本。
如果，对于中国时代的企业人物，他们既不是美国缔造自由企业的创始人，也不是拯救法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谢瑞克；那么，他们是谁呢？一直追寻中国企业家基因的吴晓波，在《被夸大的使命》中，面对20年来中国商界眼花缭乱的变身，最终断然宣布：“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商……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的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的轻信，错误的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次地失望和被抛弃。”
没有谁能逃脱这种转型时代的命运。我们所期待的一个伟大企业时代的来临，必须要与一个伟大社会和国家的形成相随。这是泰德罗在写作美国商业史时，不必刻意标注的坐标。而我们时代的真相在于，没有人能回答这样的命题。
20年真的太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