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批深受制度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提出建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那时中国经济改革正值又一轮高潮，经济学也依然位居学科王座，因此，过渡经济学的出现激起了广泛反响。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深层次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随之，人们开始怀疑过渡经济学家对改革的总体乐观态度。2003年，一本名为《断裂》的著作出现在各大书店学术书籍的排行榜中。2004年，《断裂》的作者、社会学家孙立平推出他最新的论文集《转型与断裂》，就备受人们关注。孙立平在他这本新著中更加系统、深入地勾勒了他所谓的“转型社会学”的问题域。
同样关注中国市场化进程，转型社会学与过渡经济学相较的新出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转型社会学批评了西方学者的市场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首要目标都旨在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成功经验作出解释。但这样一种总体乐观的态度，使人们往往无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断裂，看不到近些年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所陷入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如果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大多数人会受害；但即使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多数人却并不能从中受益。
其次，虽然书中大多涉及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但他所谓的“转型”并不仅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意指一种更宏大的转型，即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型。作者指出，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中国和苏东所曾代表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则应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
再次，过渡经济学把焦点放在旧的制度安排如何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上；而转型社会学则把焦点放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上。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内含了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但更有对各种非制度化的关系、变通、运作的分析。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缺乏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制度和规则，即使存在，许多时候也不起作用。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往往要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来运作。而在社会转型中，许多既有的制度被打破，而新的制度或者尚未及时出台，或者很不成熟，新的体制因素常常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因此，对转型社会学来说，最重要的就不是制度本身的变迁，而是比制度本身更复杂的制度实际运作机制的变迁。
最后，过渡经济学和转型社会学虽然都强调实践，但两者取向不同。前者希望对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提供理论说明或具体指导；而后者来自对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实践”概念的批判性理解，旨在从实际运作的过程，尽可能地接近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理解。
当然，转型社会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过渡经济学的简单否定，而是意味着在理解中国市场转型这样艰巨而复杂的实践问题上，社会学同经济学同样能发挥自己的想像力。
（《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孙立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