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社会学：马克斯·韦伯与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何蓉著，收于刘世定主编“经济与社会文丛”，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28.00元
《经济学与社会学：马克斯·韦伯与社会科学基本问题》是一本题目很大的小书，由我的博士论文辑录而成。然而，面对先贤，它是否能够述其光华于万一？与相关领域林林总总的著述相比，它是否能够有其独到的贡献？这是作为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确定以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为博士论文题目，最初是由我的导师刘世定先生做出的安排。当时的我并未体会到其中的深意，只觉得做人物貌似简单，实则易落俗套，难有创新，做韦伯这样的大人物尤其吃力不讨好，有些畏难情绪。此外，我希望能够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接近当下中国社会生机勃勃的发展与变化，以此而言，韦伯、学术史这样的关键词似乎与我的理想尚有距离。
这种半是抗拒、半是游移的态度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我在刘老师的经济社会学课堂上听到了有关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互动的精彩见解，尤其是韦伯的部分时才有所改变。以其经济学的学术背景为切入点，独到地分析了韦伯思想的发展历程，使得诸如理性、新教伦理等众所周知的术语展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演讲明晰、透彻，如同一把犀利的刻刀，令我彼时混沌的想法渐渐有了条理。
豁然开朗之余，我欣然接受了以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为研究的题目。依照“围剿作战”的习惯，循着韦伯的经济学学术背景的线索，我首先关注的是19世纪中期之后兴起的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以及发生在1880年代的德奥经济学家之间的“方法论之争”。历史学派崛起于德国现代化和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代，无论是在学术理论还是在社会经济现实方面，都面对着来自英法等国家的优势地位的压力。简言之，历史学派是经济学中注重制度文化与历史演变的一支，围绕着如何建立适合本民族特点的理论、理论又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主题，展开了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应用统计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综合而广泛的讨论。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历史学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发生了围绕着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后者代表着逐渐走向偏重演绎抽象的经济学的主流，历史学派的学术主张丧失了影响力(详见本书“附录”部分)。
这一事件的意义实际上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韦伯等人的学术活动，对现代一般社会科学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的重要意义由于后来的学科分工等因素而被大大低估了：社会学家将之视为经济学的领域；在经济学家一边，边际革命之后形成的均衡价格分析范式成为主流，历史学派所注重的制度的、演化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起来。
但是，韦伯的学术训练、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向，恰恰肇始于此背景之下，即所谓归纳的与演绎的、独特性与一般化、描述的与模型的等的对立，他的学术工作的一个持久的努力，就是试图弥合由于方法论之争带来的“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分裂，建立一个兼美二者的“全人的科学”，即以抽象经济理论为主干、视野扩大至人类文化生活的全部、吸收多学科内容的社会经济学。
由此视角入手，韦伯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亦得以进一步的挖掘。尽管韦伯享有方法论学者的大名，甚至如同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声名弥散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但是，以分析性的研究为目标，他的主要成就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与整理。我的看法是，韦伯建立了一个从“社会行动”到“社会学的规则”，即从具体社会现象到理论总结的研究过程，其理解的、解释的立场以社会现象为内容，以问题为导向，以个人及其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遵循着假说的提出、证实、检验和理论化的程序。
从这个基本立场上来分析，韦伯的理想型是一种概念建构的方式，有助于剔除日常语汇的模糊性。不过，在韦伯看来，仅仅将经验材料整理为概念体系是不够的，理想型还具有模型的性质，即包含着一组或若干组变量关系，以达成基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分析(请参见本书第二章)。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韦伯不仅仅代表着某种确定的方法论的立场(例如解释社会学或方法论个体主义)，而且为这一学科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程序与理论工具。
对于当代的研究者来说，从经济学与社会学学术史和学科互动的角度，对历史学派、方法论之争和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梳理，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某种借鉴。中国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实际上也面临着当年历史学派的两组矛盾，即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的矛盾，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与介入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的现实关怀之间的矛盾。而其根本问题是，如何生成社会科学的理论，怎样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既是学术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更是超越学术史、促进知识增长的起点。
在我看来，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生成做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回答。其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具体论述的精彩卓越，而且在于他的思想的开放性，即科学知识并非教条，而以问题为导向，其论述是暂时的、有待超越的。从以下两个方面，科学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契机。
首先，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密切相关，尽管要遵循一个严格的客观的研究程序，理论本身亦有其一定的逻辑，但是，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在根植于既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所谓“重大文化问题之光”的指引下提出的，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科学就会改变其观念及分析工具。
其次，除了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之外，韦伯也将人的丰富性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而赋予社会学更加多样的路径。韦伯认为，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局限于“现代西方人及其经济行动”，忽视了非经济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尽管物质利益支配着人的行动，但是，由理念因素创造出来的“世界图象”则规定了物质利益所运行的轨道和方向。换言之，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宗教、法律等诸多因素共同赋予了人性以丰富的内容，这是“人的科学”所必须加以重视的方面。
这种在严格的科学基本程序之外、对于人的客观历史环境和主观理念的强调，是韦伯异常丰富的学术内容的源泉。韦伯在其一生中，随着时代的脉动而将注意力转到多个不同的方面，他的作品被后来的各个时代的社会学诸研究领域所引证，传统的如比较社会学、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行动、理性化、现代性等，较晚近的如族群、女性及情感等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表现出了韦伯思想的片断性的特征，但也引起某种疑问，即作为一位经济社会学家，韦伯从经济学一端所受到的理知的启发使得他在方法论和经验研究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那么，他在社会学的一端是否亦有所建设，而不仅仅是一些缤纷如万花筒的视角？
以本书的分析来看，韦伯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基本的关于社会及其诸“领域”的概念，他认为，个体生活与社会存在可以被概念化为若干独立的价值“领域”或“秩序”，例如政治、经济、审美、知性和性爱等。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各领域的自主性，而它们彼此间又有种种相互关系和多元的因果关联。例如，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等级的分化之间就存在着种种关联，宗教领域中的教义与教会组织等的变化，也会形成诸如新教伦理之类的经济伦理，或者造成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一具备特殊个人效用函数的群体(参见本书第三、四章)。
在这个意义上，韦伯不仅在最好的意义上继承了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学术财富，而且没有受到前人的约束，发展出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独特的学术思想，当之无愧地享有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地位。追溯这一发展历程本身，对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亦会是一次受益匪浅的学术之旅，本书即是我在经历这一洗礼之后的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