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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经济管理类书籍回顾

    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建立一个不但富裕而且公正的和谐社会,已在当下中国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也反映到了书界。“每个时代的文字都是历史走过时尾巴拖曳后留下的印迹”,所以一个年度的书籍往往能够反映出当下的社会关切与社会心理倾向。而社会关切与社会心理倾向是不断变化的,这才有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书不同”。经济学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应如此。行将结束的一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渐进式改革中不断累积的矛盾,也使我们隐隐看到,如何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建立一个不但富裕而且公正的和谐社会,已在当下中国达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已反映到了书界。

    作为经济学专著,吴敬琏先生《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月版)在年初的出版,似乎就已经预示着本年度经济学界将更多关注社会公正问题。吴先生在此书中提醒,如不加注意,中国改革有可能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走向。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经济,就成为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

    姚洋先生主编的《转型中国:审视社会公正与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是一本论文集,里面集中了包括阿玛蒂亚·森、林毅夫、樊纲、秦晖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皇皇高论。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曾经号称“经济学研究必须排除价值判断”的众多经济学界大腕,终于不得不坐下来重新面对“社会公正与平等”这样一个纯粹价值判断的问题。

    盘点本年度经济学译作,我们发现今年有分量的经济学译作的主题,也是通过历史经验与制度比较,围绕建立一个公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展开。其中,中信出版社推出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拉古拉迈·拉詹等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6月版)与《世纪大拍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两书尤其值得一提。《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指出,既得利益集团,即资本家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免受竞争威胁,常常成为市场经济最大的敌人。他们联手政府官员所推出的各种貌似公允、并鼓吹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举措,其实是为了使自己得利。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形成的。《世纪大拍卖》一书则认为,今日新俄罗斯的社会悲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商业寡头和青年改革派所造成的。寡头们是一些精明的生意人,他们巧妙地和各种势力周旋,最终夺占了俄罗斯广大的自然财富。而青年改革派则是一批胸怀抱负的经济学家,为了建立他们理想中的新制度,他们与权贵资本签订了“浮士德式协定”,将灵魂抵押给了魔鬼,不惜为权贵资本掠夺大众提供合法性辩护,最后导致了他们自己也不愿看到的结果,教训极其深刻。

    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管理智慧,成为今年管理类书籍的热门话题

    回顾今年管理类书籍,我们发现,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管理的智慧已成为热门话题。前几年,中国管理类书籍主要热衷于搬运“哈佛经验”,美国企业管理模式被认为是理想的管理模式,而忽视了即使是主流企业管理理论中也存在所谓“A”(American,美国)型与“J”(Japanese,日本)型之分。在中国特有的“伦理”与“平等”传统之下,一味强调“哈佛经验”,强制性推行“老板”对“打工仔”的单向式与粗放指令式权威已经证明“水土不服”。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某些暴发户式“老板”快自我膨胀成“上帝”,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竟然连员工的基本工钱都敢克扣,更不用说随时炒员工鱿鱼;而一些“打工仔”甚至已被管理得人格分裂。所以,重视检视管理模式,实现企业内部“劳资和谐”,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东方社会传统资源反而更起作用。它至少可以告诉管理者们,一种更富人性化、更趋细节化、更强调基于分工基础上的协作精神的类似“J”型管理模式可能更适应于中国本土。当然这种管理模式也少不了东方社会特有的生存智慧,即: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下同样充满了狡黠与相互利用。正是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成君忆的《水煮三国》(中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在2004年突然洛阳纸贵,随后的《孙悟空是个好员工》(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以及《麻辣水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6月版)也都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可惜后来大量的低劣模仿正在败坏这类书籍的读者的口味,而基于一个更高的层面,对如何利用本土资源,在权威与人性、服从与尊重之间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点的管理进行探讨的书籍,至今还不多见。

    经济学随笔与札记的市场仍然稳定,但整体上看今年有回冷的迹象

    前几年,经济学演讲录以及经济学随笔或札记类书籍非常热销,这类书籍的出版数量也随之在前年与去年达到了高峰。2004年,这类书籍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读者市场。其中,郑州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的丛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讲演系列”(2004年5月版)先期一套四本(樊纲《驾驭脆弱的世界》、张曙光《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茅于轼《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盛洪《为什么制度重要》),以及“大话经济学丛书”(2004年6月版)一套三本(梁小民《小民说经济》、夏业良《经济学能做什么》、卢周来《游戏着经济学》)反响不错,销量也喜人。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财经观察”系列,作者徐滇庆、杨瑞龙、巴曙松、秦晖等人,均功力深厚,他们的文字当然颇有看头;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本年度陆续推出的陈彩虹、王则柯、钟伟、党国英、梁小民、朱锡庆等风头正劲的经济学者的随笔,虽然由于基本没有推介工作导致先期市场反应较为沉闷,但潜力不可低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年底推出的梁小民先生《话经济学人》《读经济学书》估计也会吸引不少眼球。

    尽管经济学随笔与札记的市场仍然相当稳定,但整体上看今年有回冷的迹象,至少读者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究其原因在于,纯粹休闲式的,且带“半点小资”、“半点猎奇”的经济学随笔或札记,在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中阅读,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西方,经济学大家面对普罗大众写的小专栏文字,大都发表在层次较高的新闻周刊一类的媒体上,换言之,只有当一个社会有庞大的拥有较高收入的稳定群体时,经济学随笔与札记也才会有稳定增长的市场预期。

    在当下中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均衡,使改革成果能为大众所分享,使市场经济转型朝向一个公正的法治的方向,使社会更加和谐发展,从大处看,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欲求的前景;而从最小处讲,也是经济类管理类书籍作者与读者所欲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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