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者，他们的照片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要阅读他们的文字。埃利亚斯（N. Elias），对我而言，属于这样的作者（见附图）。他去世的那年，我记得，巴尼斯－诺贝尔书店专门摆放了他写的《德国人》和他的两卷本名著《文明的进程》。我站在那张书架边读了一会儿，由于没有找到激发共鸣的段落，就转身走开。
2003年11月初，我去“万圣书屋”会见朋友，在楼梯拐角的格子窗那儿，不期而遇埃利亚斯。就是这本书——《个体的社会》。引述译者的话：埃利亚斯曾做过“街道炉盖厂的推销员和经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流亡在一个岛国做访问讲师，...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他竟七年不着文字，只怕影响自己对德、英、法三个民族的文明进程里的民族个性研究的客观性。这本书里，有诸多让我们读出热泪的地方。”
埃利亚斯写作的视角，一方面是大历史的、长周期的、试图纵览文明全部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生存的、特写的、试图为具体处境里的人提供现象学分析的。
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编的标题是“个体的社会”，写于1939年，虽然从立场到论证都与米德（G. H. Mead）1910年～1930年期间论证过的“社会性的自我”（social self）相似，却通篇没有提到米德的名字。第二编“自我意识和人类形象诸问题”，写于1940～1950年。这一部分，就文字而言，我最喜欢第二章“沉思的石像”。就思想而言，我喜欢第三章“社会进程中的人的个体化”。珈就片断而言，我喜欢引述第一章“人类作为个体和社会的出自愿望和恐惧的自身形象”。
第三编成稿最晚，“我们－自我平衡中的演变”，写于1987年。三年后，作者就去世了。我试着从前面两编里摘录一些吸引了我的片断，罗列于下：
以倒叙的方式，先是第162页，“因此，我们之所以需要对人类的生成过程做上述那种长距离的回顾，首先是为了看清人们试图用‘远见’、‘理智’、‘文明’、‘个体性’这些词语来指明的那些人类的自身特性，而不将其理解成某种静止和终极的东西；相反，我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某种发生着和过渡性的东西，看成某一过程的某些方面。”埃利亚斯此处试图“看清”的，是已往的伟大思想家们，被放置到他们的思想由以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及社会的观念史情境之内，怎样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整体状况和当时普遍发生着的思维模式。这样，康德就不再是孤立于历史的，不再是“超验”世界里的，而是西方文明特定进程的某一侧面——或许因其思想引发了同代人的普遍共鸣，或许仅仅基于偶然因素，社会思想的这一个侧面被照耀得格外引人注目。
当文明演变到“现代”的时候，“...人类之间在各自特征方面不仅事实上变得越来越不相同，而且，就连个人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差异性。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开始，人们也随之给人的这种与众不同赋予了特别意义...对他的自我感觉和自信心最具重大意义的，是他能够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个性，我的独到之处，我的成就和天赋，有了它们，我才不同于我周围的其他人，从而让我出人头地。’...他们不仅接受这种奋斗的形式和与此相应的行为态度，而且还把它们视为自明和‘自然的’...它使得单个个人能享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较高程度的自由...因为，在这类社会的价值序列里，所有这些都享有很高的等级，为个人赢得荣誉、尊敬、掌声甚至崇拜...然而人们也会因此犯错误。这就是上面所讲的风险。原因在于，由如此这般的社会构架提供给个人奋斗的成功机会，相对于具有这种奋斗欲望的人数而言，少而又少。”
继续讨论人生的这一普遍的悲剧情结，从第167页开始：“...往往让身陷其中的人类自己觉得，它们根本就是人类的永恒问题。绝大多数竞争参与者都将是竞争的失败者，”...未能赢得所希望的东西的苦涩，他们一天天衰老，却远远未实现年轻时为自己定下的鸿图大志，只好抱残守缺。与前者那种实现了人生意义的感觉形成对照的，是后者这里的普遍失败，没有意义和一事无成、沮丧和罪感，甚至是生命毫无意义的情绪。人类于是需要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与社会，由此而有远见的积累。第153页：“每一次这样的变革都以远见的某种积累为前提，反过来，变革本身又再次引起远见的增长。”
变革和文明演变，一方面是历史性的，一方面是个人性的。作为个体，思想家的注意力“...格外集中于那些惟独与个人有关的问题，...孤独、畏惧、痛苦...或者死亡问题...因此把知觉和认识问题逐出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区域...”（第136～137页）。
这样，埃利亚斯对西方思想的反省把他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带到了当代认知科学领域里。但，这是历史视角下的认知科学，是关于演化的、嵌入在社会场景内和生命有机体内的脑的认知理论，是齐美尔（G. Simmel）和许茨（A. Schuetz）论述过的社会学领域内的脑科学。
（《个体的社会》，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