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或者“道”，它的许多性质当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它必须通过“对话”才可能揭示它自身。我相信，许多读者甚至在读到这句话时，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令人困惑的”，这不就是我们中国寓言所说的“盲人摸象”吗？
是的，盲人摸象，我经常用这一比喻来阐述我所谓“对话的逻各斯”的道理。听过我这一阐释之后，大约百分之二的学生会提出疑问：我们根据何种理由假设了这群盲人所摸的象是同一象呢？这就是逻各斯的令人困惑的性质之一了，但还不是最令人困惑的。
赫拉克立特《残篇》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原初的关于逻各斯的话语，在那里，逻各斯被认为具有以下性质：（1）它是被大众分享着的；（2）虽然大众分享着它，大众却不认识它，熟视而无睹，置若罔闻；（3）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逻各斯，也就是“道生一，一生万物”的意思。
在上列性质中，如果缺了（1）和（3），那么摸象的一群盲人所摸之象，便完全可能不是同一象，从而盲人之间的对话也就如同香港人所谓“鸡同鸭讲”了。对话之必要性，基于赫拉克立特列举的逻各斯的性质（2）——我们都是“盲人”，我们虽然面对“象”，却不知其为何物。
这样，赫拉克立特列出的三项性质，奠定了当代“对话学”的全部基础。后来，我介绍布伯的对话神学和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心里想着的，就是赫拉克立特的《残篇》。
上面的这番道理，在提出了疑问的、大约占全体学生人数百分之二的那些学生当中，大约百分之五，最终理解了，并且由此而激发出进一步追问的兴趣。可见，赫拉克立特当初对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够为世人理解所抱的悲观态度，是很有根据的。
更进一步，哈耶克所说的最重要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能够利用分离着的人类知识，也就获得了来自赫拉克立特的支持。因为性质（1）和（2）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的陈述，即认识论陈述，而性质（3）则是本体论陈述。哈耶克的问题，原初地，已经包含在赫拉克立特的认识论陈述里了。
2002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把经济学奖授给了实验经济学的开山与掌门人，佛农.史密斯。足以引发经济学家更大兴趣的是，史密斯在得奖前不久，已经进入了脑科学研究领域，并且从他开创学派的亚利桑那大学，转到了由布坎南创设的“公共选择”学派所在的大本营乔治梅森大学。在新的工作基地，史密斯把他从事的研究命名为“脑神经经济学”，并且声称，他所要做的，无非是论证哈耶克在半个世纪前表述过的那些基本原理。此处无法阐述这些基本原理，况且，如上述，只有百分之二的学生中的百分之五（即千分之一），有兴趣追问这些基本原理。
回去讨论逻各斯的三项性质。根据（2），我们需要对话。根据（3），我们相信这对话是关于同一世界的对话。根据（1）我们相信参与对话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发言，从而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发言。
带着这样的信念，我接受了每年在浙江大学讲授一个学期课程的邀请，并且认识了浙大经济学院的叶航教授。从名字的谐音，我知道，叶航是杭州长大的孩子。这里“孩子”一词，是双关语。虽然他比我年长两岁，认识他的人不难同意我的看法，他带着孩子般天真的性情。所以，我们两个“大孩子”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在学术方面，叶航的追问也和孩子差不多——所提之问，多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问。所谓“主流”事业，用一位我喜欢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朋友的话解释，就是“养活了多数人”的事业。既然被“养活”，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问的问题，通常也就是无法为提问者带来收益的那类问题。换句话说，作为经济学家，执迷不悟地非要追问这类不会有收益的问题，难免被人家视为未“成熟”。凡没有长大的人，谓之“孩子”。
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场里四处追着人家辩论哲学问题，终于惹得全体公民议决：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从此，知识分子都明白，“言说”是可以带来杀身之祸的。对话的逻各斯，不仅因逻各斯的性质而变得艰难，而且因对话而变得危险。
好在我和叶航都处于不愁衣食的境地里，“不愁”，并不意味着我们十分富有，只意味着我们不在乎长远的衣食来源的问题。这样，我们就都有些闲暇来讨论只有“吃饱了饭没事情干”的人才想要讨论的问题。让我颇感惊讶的是，叶航居然有更多闲暇把这些讨论整理成眼前的这部书稿，打算出版了。
关于出版和言论，我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鼓吹言论自由，因为那是自由思想的制度条件之一，尽管自由言论的制度未必总能产生自由思想的人。当然，出版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制度之一种，也随之而应予以鼓吹。
其次，我很少考虑把自己的言论整理出版。这是因为我骨子里太悲观，把一切思想的命运，看得太悲观。这方面，叶航比我乐观得多，所以，他才有更多闲暇来整理我们的对话。
第三，我不愿意把自己的言论规范到任何一种学术著作的框架之内，因为那样总会让我的言论丧失了它原初的丰富的思想。用我一贯的说法，写专著等价于“作茧自缚”或者“画地为牢”，至少，它等价于承担着“体系之累”。我在一本讲义的自序里声称：如果将来居然有更加年轻的学者从后面追赶上来，让我感到自己的衰老，我就放弃我的追寻，返回家来写一部专著。现在呢？我独自行走在山顶上，四顾无人，前面还有风光无限，这让我十分不愿意写专著。
专著的写作方法，不论怎样选择，为了逻辑自恰和行文通顺，必须从一个特定的立场来叙述作者要描述的整个世界。从逻各斯的基本性质，我们知道，这样的方法是盲人摸象的必要过程，是必须遵守并且予以鼓励的，今天被叫做“学术规范”。
盲人摸象的另一个必要过程，是超越全体特定角度的叙述，从“象”之为象的立场来描述事物。可惜，没有人能够实行彻底的超越，因为人之为“人”，其理性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我常常思考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叫做“跨学科协调”问题。在人类所采取的无数个不同的立场上，积累了如此大量的不同的知识传统。哈耶克提出的知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转换为：“如何把不同的知识传统融合为总的人类知识传统”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研究表明，对话，是融合各个知识传统的比较合理的方法。当然，它也是协调跨学科知识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对话”解放了我们每一个“知识者”——当作动词的知识，是开发知识的意思。由于参与着对话，每一个知识者都不必把超越他所在的那个特定角度当作必须完成的知识任务，因为凡倾听着对话的人，都已经超越了特定的角度。因此，知识的分工，因对话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当然，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对话变得日益困难起来。今天，专业知识分子几乎不愿意走出自己的领域去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份子对话了。于是，各个知识传统都面临着“发展的危机”——它要么因持续封闭在自己的领域内而导致创造力的枯竭，要么因开放了日益封闭的领域而导致学术规范的瓦解。
这一危机也体现在我和叶航的对话当中，读者不难从我们的对话里感受到思想冲动与学术规范之间持续出现的对立，以及为维护思想自由和同时维护学术规范，对话者们所作的持续努力。
不论如何，我们的对话总比我们各自所可能撰写的专著更少束缚了我们的思想自由。在对话中，我们不必考虑超越各自采取的学术立场，从而我们可以深入到各自专业的内部。同时，我们尊重双方的学术思考，不断倾听双方的话语，从而我们可以超越各自专业的限制。
海德格尔说：“道说。道，经由我们而言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倒数第二命题说：“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来阐明作用的：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以这些命题为阶梯而超越了它们时，终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附加一句，他的最后一个命题是：“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后 记
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语言是思想的语言，思想呢？我以为就应该是人性的思想。人之性情，通常会被扭曲。从而你非所你，思非所思，言非所言，进而文非所文。但若率性而思，率性而言，率性而文，则文必如其人其性。
本书即率性之作。
所谓“率性”，如丁丁所言，本书所思所问皆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不思不问的，非要思问别人不想思问、不愿思问、不屑思问者，可谓率性；又如本书之体例，语言和文本并举，知其不伦不类仍一意孤行，可谓率性；再如本书之内容，非要把道德、宗教、情感之类常人视为非理性的东西与理性牵扯在一起，可谓率性之极。
记得前两年，丁丁还在夏威夷，每天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上网“聊天”，常常从夜深至天明而不觉疲倦。现在丁丁回国居住，而且半年在浙大教书，于是杭州的茶楼、咖啡馆、甚至农家小舍都成了我们“聊天”的去处。“聊天”，或者比较正规的称呼“对话”，按照丁丁的说法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维方式”，它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关键词、每一个核心概念，都可以有多重意义的同时展开；对话的参与者，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困境中，对同一个核心概念或关键词，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解释；不同的人从各个不同角度，互相批评、互相激发，于是阐明了柏拉图所说的“理念”；这样的方式更容易在思想上实行创新。
本书所录就是我们这几年“对话”的内容之一。赫拉克立特认为，“逻各斯”必须通过“对话”才能被揭示，因为对话者所悟之“道”只有经过不断追问才能逐步昭现。但对话变成文本，读者往往因不能身临其境而感到困惑。我的建议，先从整体上把握对话者所悟之“道”。因此，阅读本书的最好次序是：第一部分：理性的辨析与危机，第五部分：理性的效率与演进，然后是其余部分。至于对话后收录的论文，是对话中某一观点的进一步展开，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阅读。
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他的使命就是为大众、从而也包括他自己提供思维的乐趣。因此，尽管这本书还算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但从中你可找不到半点“生财之道”！我是“有言在先”，虽然它被写在“后记”里了。
叶 航
2003年8月15日 于杭州·老和山麓
《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与思考》全书28万字，《理性的追问》汪丁丁 叶 航 著，今年10月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