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园西侧的800号楼，是一座解放初期建造的两层专瓦结构的老房子。因为矮小并且侧临复旦大学的西墙，所以人们通常是找不到这座建筑的。现在这幢房子属于经济学院的临时办公地址。挂在底楼入口处有不少标牌，表明这里同时是一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办公室或研究室所在地。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或“环境与资源经济研究中心”等等。
当然，没有人可以在这里找到“现代经济学工作室”的招牌。我们没有任何标志。我们其实只是一种努力、一种向往或者执着追求的欲望与想象力而已。我希望读者不要太在意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经济学工作室的含义。我们很随意，我们也不介意什么，只是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事情。于是，我们没有成立什么中心，但是我们希望以“我们”的名义不断推出我们的经济研究的作品。我们常常在任何可以坐下来的地方谋划着我们的想法。我也经常是用电子邮件与我的年轻的同事们来落实着我们的计划。我们在“体制内”已有终身（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的教职，但我们希望在学术研究这个园地内获得“体制外的增长”。
我这里说的“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它更象是一种氛围。在这个氛围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经济学。我们的口号是“追求学术自由、关注中国问题”。其实，不光是经济研究活动本身，最重要的是，当我或者我们当中的其他人有一些好的想法，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做成。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就没有现在的这本很象杂志的书或者很象书的杂志。
因为这样，我经常觉得自己总还是幸运的，因为在我的周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个临时建筑里，我们总是有一些年轻和比我更年轻的经济学人在那里谈论着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话题，刻苦地磨练着经济学的语言和技术。我们不太满足于、甚至也不十分介意我们的职称、薪水和名声，我们是因为崇尚经济学的精神而愿意为之而努力的。毫无疑问，曾经是我们的老师、现在是我们自己造就了这个氛围，而这个氛围造就了我们年轻的和更年轻的复旦的经济学人。我们一起塑造着出自复旦大学经济学人的研究风格和研究能力。
但是，在我们当中，不管各自的“编制”隶属于什么“单位”，但我们这些人所做的工作是最接近的。我们认为我们都在从事现代经济学范畴里的工作。目前，这个工作在学科上还被笼统地称之为“西方经济学”这个越来越尴尬的名字。在中国，就社会科学来说，一个学科的命名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政府部门所能理解与认识的程度。例如，在经济学领域，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的金融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始终就得不到正确和公平地理解。但我们并不介意这些学科的叫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看到的只是一种含义是经济学，而我们大家研究和谈论的也不再是另类的经济学。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代也就不会有象今天这样的压力和历史的使命，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可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两年多以前，复旦大学制定了学科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典型的项目资助的计划。在这个学科建设的项目下，每个学科可以申请学校的资助以实现所设计的目标。与学校重点支持和资助的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学科相比，西方经济学只是作为“特色学科”列入资助计划的。三年里，我们将获得20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而我是这个学科建设的负责人。在“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下，目前在职的均为中青年的学者。其中一位被派往澳门任澳门大学副校长去了，其他的几位年龄都在45岁之下。但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几位30岁不到的青年经济学博士和硕士。我们不仅有着学术上相同的偏好，而且许多的想法往往也惊人的相似。与以往常规的做法不同，在“西方经济学”学科的资助下，我开始考虑用这些钱去做一些纯粹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甚至没有宣布什么组织结构，但我们却认真地落实着我们的想法。
首先，我们把本科生经济学基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思想史）标准化并作为我们这个学科所推出的代表性（品牌）课程。所谓标准化就是由固定的教学内容、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和教师。其次，我们想借助由我出任主编的院刊《世界经济文汇》（双月刊，1957年创刊）的改版机会在学生们当中积极倡导和推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论文的写作方法（顺便说一句，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将《世界经济文汇》改造成一流的经济学中文杂志）。最后，我就想寻找以某种我们喜爱的方式集中展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机会。这个想法开始的时候是很朦胧的，并不完全清楚我所希望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因为我们有许多方法和途径可以出版或发表我们的研究论文，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可是，也许出于我们都怀有的“复旦情结”，我们觉得过去那样的习惯做法肯定低估了我们研究工作的“增加值”。
决定出版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的作品系列，不仅对于出版社，也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尝试和挑战。它看上去是书，更象专业的杂志。但它比书大气和潇洒，充满着多种创意和新思维。它又比专业的杂可亲可爱，带有少许的浪漫和真情。从书里，我们在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对经济学精神的追求，从杂志里，我们在建立我们与读者之间的零距离对话和友谊。打开这本作品，能够看到记录我们和出版人在研究工作中以及在本书的设计和成型过程中的阶段性写真照片，同时也有意识地给读者留出了可以对话的设计空间。我们自己甚至把这个“作品系列”理解为我们正在开发的“学科建设项目”的产品。既是新开发的项目，就不能没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要经受来自读者和市场的检验。
坦率地说，现在这本介于杂志与书之间的东西，是我们慢慢才搞清楚的一个概念。这得益于远东出版社的两位女士和我们之间多次的对话、幻觉与沟通。相互碰撞的想象力使得我们一开始那个比较模糊的想法逐步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新奇的出版概念。去年深秋的一天，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教授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的中国版在上海首发，青木教授专程来上海参加活动并在复旦大学做了公开演讲。陪同青木先生来复旦大学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匡志宏女士和《比较制度分析》的责任编辑罗淑锦小姐。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已经发现她们是很有想法也是很愿意听取他人想法的“出版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于是，当我有了一个关于出版我们的研究系列作品的模糊想法之后，我首先想到了她们俩。随之，我便冒昧给匡女士打了电话。就这样，一项大胆的实验在我们与她们之间的多次面对面的讨论与策划中被不断具体化和形象化了。
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也开始定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工作。我们到最后甚至觉得必须为自己找出一个“口号”才更过瘾，因为我们需要鼓励和鞭策自己。我们定义着自己的过程不是为了将我们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相反，是想把我们长期以来的努力更好地纳入到那些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当中去。我们所展示的不是所谓的“海派经济学”，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经济学的“海派”。但我们期望，就象往常一样，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在上海这个地方能找到可以交流和对话、但又不那么浮躁的年轻的同行。
按照我们的设想，这个作品系列在近期将以集中展示我们自己的经济研究作品为主，但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机逐步地将它营造成一个开放的平台，海纳百川，共同笼络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的智慧和能力，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在作品系列的结构上，我们在每一辑将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来共同研讨和突出一个主题，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并提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将在每一辑几乎固定地编入“文献综述”和“读书评论”等栏目以保持它的动态特征。
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我们的这个尝试需要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的支持，更需要读者的支持。有了读者和国内外同行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充分利用这个作品系列的出版并与远东出版社一起创造更多的条件来吸纳更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参与到推动这个“系列”发展的努力中来。以这个系列的作品为平台，我们还可以举办公开演讲、书评会以及大型研讨会等活动，积极在上海这个商业化的大都市里营造浓厚的学术研究的空间。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人对我们的支持。复旦大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为“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建设项目给予的资助使我们能够开展这些项目的工作并为这些延伸的产品提供了基础。我很高兴地得知，学科建设小组聘请的专家组以及叶绍良先生对我们已有的工作给予了首肯。我还要衷心感谢远东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匡志宏女士和编辑罗淑锦小姐，她们对出版这个作品系列所付出的努力已经超越了出版人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与我们一样，实际上也是这个系列的策划人和设计者。当然，我也要感谢我身边的那些非常年轻的同事们，陈钊、陆铭、冯曲等，没有他们的热心、理解、投入和对学术的执着的追求，我的很多想法是难以落实的。在这个“系列”里面，尤其包含了陆铭和陈钊的许多重要的建议与想法。
2002年7月12日写于哈佛大学
商学院Soldiers Field Park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