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自成一派的“经济学入门”，聚焦的是“制度”

制度经济学入门

作者：[日] 青木昌彦

作者简介：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 1938 年 4 月 1 日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 1962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曾参与波澜壮阔的日本学生运动， 1967 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青木昌彦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京都大学、斯坦福大学，是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

青木昌彦学术成就斐然，不但在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上颇有建树，而且他关于信息结构与制度创新的研究使他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奖。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并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青木昌彦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1976 年，他访问了大寨和清华大学， 1994 年参加了京伦会议，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访问中国。他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以及他主编的《转轨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书，在中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2015 年 7 月 15 日，青木昌彦在美国斯坦福校医院病逝，享年 77 岁。

书籍摘录：

引言

本书可视为自成一派的“经济学入门”。“自成一派”指的是，通过聚焦于“制度”，试图去理解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然则，为何理解“制度”对经济学如此重要呢？

哲学被称为科学女王，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塞尔教授位列该学科的最前沿，他曾说，“‘制度’在经济学的商品、市场、货币、对外收支等现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制度经济学却常常不被视为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心，确实有些令人惊讶。”“对于近来制度经济学传统的重要复兴，我本人表示热烈支持。若仅是表示欢迎，未免有失重视。”（Searle，2005）。我在本书第 4 章第 1 节中会谈到，对于塞尔的哲学制度论我并不完全认同，却甚是赞同他关于经济学的制度中心论。

并非“失去的20年”，而是“变迁的30年”

尽管如此，在这本入门书中，我将制度作为焦点的理由并非仅是因为经济学的“制度中心论”。不惟经济学，诸学科之所以对制度抱持极大关心，或许是因为我们想通过现在的世界去更深入地理解未来。确切而言，制度论的终极目标是现状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若基于现实关联性的分析不囿于缺乏实效性的单纯时政批判，就必须以深刻理解制度的本质为前提。本书将要阐述相关制度概念，与那些单纯通过政策和立法就能改变的制度无关，它试图捕捉的是那些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制度。正是透过这些制度，可以洞见日本过去这 20 年，与其说是被世人广泛认为的“失去的 20 年”，不如说正处于制度体系“变迁的 30 年”之中。如果一定要说失去了什么，那就是高速增长时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有效制度体系。关于这一思考，我在大概 10 年前出版的《变迁的 10 年——静止的视角》一书中已有阐述。遗憾的是，这一基础性论述并未得到广泛传播。然而，我一直认为，仅追踪政局变化和经济波动的表象，无法得出有关日本现状和未来的洞察。唯有回归制度论的基本面，方可获致。

作为学术桥梁的“制度论”

进言之，本书阐述的制度论，最初源自经济学中比较成熟的博弈论这一概念性分析框架。但是，古典博弈论显然并未给制度论提供完整的框架。不过，尽管古典博弈论以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这一非现实的假定为前提，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它。无论是经济事务、社会关系还是政治，行为主体都是基于对其所在组织范围内其他人的行为预测而采取行动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如亚当·斯密（1969）早年所强调的，社会并非机器，终究还是博弈！

尽管如此，本书并不会像博弈论专家那样进行严密的数理分析，对于不太熟悉博弈论的读者，我们将尽量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去探求它的内涵。随着讨论的推进，揭示契约、公司等经济制度与国家制度、社会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此同时，制度的形成与人们的预期、评价等认知活动之间的不完全逻辑也将变得清晰。概而言之，经济学的制度论，一方面可能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制度论相重叠；另一方面，为了补全上述学科的制度论中业已缺失的链条，认知科学和法学便成为必要的对话工具。最后，本书虽被冠以“经济学入门”之名，但本书的副标题“拓宽制度论的视野”表明，虽从经济学入门，但超越了经济学。

本书的构成

先聊聊本书的诞生过程。 2013 年秋，在我短期停留东京期间，筑摩书房的永田士郎先生到访我的临时研究室。他带来的话题是，有意推出《青木昌彦经济学入门》这样的新书。真要动笔写《经济学入门》，对于在这方面才能有所欠缺的我而言，确实有些踌躇。或许是因为《青木昌彦的经济学》定位为入门之作，我亦难免心动。虽然我一直用英文撰写学术著作、论文1，但也经常有机会用日语翻译我的主要著作，并在与各界人士的对话、社团讲座和报刊文摘中，用日语撰写专业随笔以及发表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为此，我们商量，从过去 10 年间的这些活动中挑选一些内容，加上新撰写的，将它们系统地编为 4 章，完成本书。

下面，我将介绍各章节的写作背景、收录意图以及章节间的相关性。

第 1 章为入门书的入门。第 1 章第 1 节“我本人是这样学习经济学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时代，到后来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此后在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创设期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担任联合班主任，整个过程是朝着制度分析推进的。这一经历是在与老友冈崎哲二教授的对话中整理出来的。 2007 年 10 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在连载《我的履历书》的基础上，适逢有机会单行出版，故特别策划了这次对话。

第 1 章第 2 节“经济学的学习准备”为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学生会邀请我做讲座的演讲记录。 2009 年 4 月，其时， 2007 年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面对超出我预想之多的学生，我对他们谈及了逻辑思维能力、英语能力、跨领域的关注、因职业伦理缺乏而引发金融危机、环境问题、全球视野等等的重要性。在与国内外诸多学生的交往中，我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为了职业生涯非常认真地学习，其中不少人作为研究者业已在国内外的创新性活动中崭露头角。在经理人与媒体中，不乏以“内向”为口头禅来批评年青一代的。对于这些人，我恳求他们能读读这篇演讲稿。演讲结束后，我从学生会那里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学生运动活动家戴的“E斗”红色钢盔。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 40 年来学生们对我当年追求的执着，然而世事变迁、物是人已非。

第 2 章探讨制度分析的基本理念。第2章第 1 节“制度分析入门——兼论如何理解今天的日本”和第 2 节“制度的熊彼特式创新与创新的制度”为 2001 年出版的学术论著《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延伸，旨在向制度分析领域外的研究者们做一浅显易懂的介绍。

在人们基于对社会预期而行动，从而导向社会博弈的状态中，特定参与人作为表面焦点而发挥内生性，其公共的抽象表现与内在的认知过程可视为制度的本质。

如果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应用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中的制度性关联思考，将可获致“经济学的制度论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制度论是交叉的”这一逻辑性洞察。

本章并不从技术上探究细节，而是尝试描述这些讨论的实质。希望它能为即将准备学习制度分析的诸位学生领会其要义打下入门基础。

这两节可能有很多重复表述，本想整合，但考虑到各有侧重点和要点，所以放弃了。选择两节中的任何一节阅读均可。第2章第 1 节论述了日本制度变迁的可能性；第 2 章第 2 节加入了国际熊彼特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的应邀演讲内容，通过案例特别聚焦于硅谷模式。

第 2 章第 3 节是为回答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山形浩生先生的“青木先生，什么是制度？”之问而形成的。重读此文，深感山形先生提问的独特洞察力，他敏锐地触及制度分析的要害。特别是，本次对话发生在《比较制度分析》刊行 8 年后，我的关注点恰好转向对制度过程的认知。与在该领域造诣颇深的山形先生交流，加大了我此后研究的动力。

第 3 章“制度分析的应用——日本与中国的过去和将来”，是制度分析的基本理念之应用篇。如前所述，制度经济学在过去 20 多年间非常盛行，始于最早专门研究该领域的诺思（Douglass C.North），多数学者将西欧的制度发展作为“理想类型”引用。我此前对制度现状的分析主要是以比较日本和美国为出发点的［青木，1992，原著参见Aoki（1988）］，但近来我将重点转向日本和中国的比较。两个原动力促成了这一转变。

其一，以西欧的理想类型去理解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制度，制度将呈现刻板的单一性。然而，日本和中国的制度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较之西欧的理想类型，制度分析能更为丰富且深入地揭示中日两国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其二，日中关系因为动态的制度变化而容易变得不稳定，通过对双方历史与发展观的比较以及对现阶段战略互惠关系的理解，有助于重建理性的两国关系。

首先，基于对后者的关注，我将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对话——“探究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作为第3章的开篇。吴敬琏教授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的先驱，他倡导以市场经济取代严格的计划经济。这一对话恰好是在 2005 年 4 月中国发生反日游行之后，在《日经商业》中国分社的田原真司先生与中国经济杂志《财经》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共同策划下得以实现的。此次对话与 2012 年 9 月发生的反日游行存在很强的现实关联性，这确实令人遗憾。

其次，第 3 章第 2 节“雁行理论 2.0 版——中日韩三国的人口、经济、制度比较与联系”，主要受统一增长理论（Galor，2005；Hansen and Prescott，2002等）的影响，基于三国经济增长源泉等数据的分析，从东亚地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提取出五个阶段。所谓的统一增长理论是指结合动态经济参数和人口动态，来理解从近代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这一节聚焦于三个国家在五个阶段开始时点与持续过程中的差异，探讨制度与政策的含义。关于这个五阶段理论，我与中国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基本取得共识。这意味着，中日之间可能存在战略互补与替代，而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

接下来的第 3 章第 3 节“中国与日本制度演化的源泉”，是 2011 年我在中国清华大学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IEA）第 16 届全球大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的一部分。在本节中，通过比较分析处于现代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日本德川时期和中国清朝的小农经济，在国家形态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制度互补性，探究这些互补性是如何成为后续阶段的制度演化源泉的。尽管在历史学上我是门外汉，但还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尝试从博弈论的制度分析角度展望亚洲的过去和未来。

第 3 章最后一节“福岛核电事故启示——展望电力产业改革与创新”，是将企业、产业的组织架构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比较制度分析，应用于当前日本燃眉之急的经济政策问题而形成的。通过将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事前防范和事后应对措施，分别与切尔诺贝利、三里岛核事故相比较，为电力产业的组织创新建言。

我在 2001 — 2004 年担任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所长期间，曾参与了旨在将发电与输电分离的电力产业改革研究项目。当时，由日本通产省同期推动的改革尝试，由于东京电力的政治力量而未能实现。但是，人们仍然希望这次尝试所积累的知识和见解，能在未来某个时间发挥作用。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斯坦福大学听到福岛核事故新闻的两日后，看着油罐依然冒着浓烟的东京湾，我降落在羽田机场。妻子陪伴着地震后在福岛市内避难的岳母，我则与以前在研究所共事的通产省、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同事们，共同讨论如何将这场灾难转变为产业改革的契机。

事实上，这些专家在之后的东京电力组织改革和《电气事业法》修正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此背景之下，自然印象深刻。另外，这一节也成为此后发表于《能源政策》（Energy Policy）的论文（Aoki and Rothwell，2013）的概要，该文是与全美原子能发电的经济分析权威罗斯威尔博士共同撰写的。

第 4 章中新撰写的第 1 节“拓宽制度论的视野——围绕政策、认知、法律、文化预期与历史而展开”，试图进一步探讨迄今尚未得到完整阐述的一些制度论观点。

首先，将这些论点纳入分析框架，可以将制度论的分析方法分为三个阶段：制度的本质论、制度的比较与历史形态论、制度的政策设计。意识到彼此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全面而清晰地描述和理解制度的作用与政策的有效性。

“制度的本质论”这一观点将回顾第 2 章引入的制度过程概念，旨在为扬弃“内生均衡”与“外生规则”对立的制度概念铺平道路。

主要观点是，制度过程的稳定性是社会博弈的认知状态与个体参与人的预期和评价等认知活动以外在构造物（如法律、习惯、组织等）为媒介的线性回归。透过这些必要的理论阐述，不难看出博弈论的制度观与哲学、法学、认知科学等邻近领域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然而，法律、文化与政治领导力等对制度形成与变化的作用，还必须通过更具体的历史考证及比较分析来确认。第 4 章第 1 节第 7 小节以案例的形式讨论了日本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比较了被视为两国现代经济发展第一阶段起始点的明治维新和辛亥革命。

本书的多主题性质决定了该节内容在“入门书”中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希望本书的讨论能激起读者对制度论或经济学的兴趣，并将其作为进一步阅读和自身研究的“导论”。

本书从广义层面将两个章节的制度论串联起来。第 4 章第 2 节“资本主义的未来”记录了 1990 年 1 月我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对话。

作为占据 20 世纪经济学半壁江山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教授常常被反对派戏称为“市场原旨主义者”。但是，在这次对话中，他对支撑市场的“制度”的重要性做了清晰论述，虽然事过境迁，考虑到这次对话仍能表明制度论视野的拓展，我还是将其收录于本书。弗里德曼教授与我的分歧，只体现在政治“制度”设计与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上。

最后，本书以第 4 章第 3 节“城市现代化与卓越团队的竞争——面向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结尾。这是应日本经济新闻“经济教室”之邀，就面向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的前路”专题所撰写的稿件。在“变迁的 30 年”落幕之际，希望读者能将其作为揭示政策层面的制度论来阅读。

题图为青木昌彦，来自：ri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