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政府的选择
Alberto Alesina（美国哈佛大学）：
作者从西方福利国家间存在的差异入手阐述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福利政策和制度）选择的问题。 首先，作者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对比给出欧美间福利内容方面的不同：福利政策的差异，长期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对于“过分的给予”和“贫困”的理解差异，种族分化社会与种族融合社会间的差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的作用以及对贫困的理解。（1）福利国家的分为北欧、盎格鲁－萨克森和大陆性与地中海国家三系，其中北欧系包括瑞典、挪威、荷兰、芬兰和丹麦，这些国家有着最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大众福利供给、广泛的劳动力市场财政干预（非常慷慨的失业救济），但同时存在解雇成本低和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低的问题；盎格鲁－萨克森系主要有美国、英国和爱尔兰，他们提供社会帮助作为最后的措施，而不是采取养老金和失业补助形式；最后大陆性和地中海系则包含有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侧重养老金和较多的劳动力市场管制（如很高的解雇成本）。（2）相比较而言，北欧系和盎格鲁－萨克森系较多地采用再分配，但（相应的）激励效应存在疑问；大陆性和地中海系，一方面在贫富两极间的资源再分配方面缺乏效率，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与失业和年轻工人相对的特权、老年工人和内部人阶层，产生会导致养老金制度不稳定的过早退休动机以及源于内部人权力的改革障碍；在与此相关的财政问题方面，70－8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都对各福利体系产生压力，结果是大陆性和地中海系的国家妨碍了其应对这些冲击的微观经济调整，关于社会转移支付前后的贫困风险统计显示——尽管各国都在进行转移支付后降低了贫困风险，但是明显地大陆性和地中海系国家的效果要小于其他两系的国家的。（3）北欧模式的可借鉴性讨论，首先北欧模式的代价高昂——像地中海和大陆性国家未必能负担得起，特别是其既定的公共部门的规模和养老金的数额，其次北欧模式较适用于较小和种族相对融合的国家或者高度“诚信”和社会资本充裕的国家，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北欧模式的可借鉴度。
在上述各国福利差异的描述后，作者接着提出东欧和中欧国家面临的福利体系选择问题——共产主义崩溃后基本上产生两种个人对于政府作用的观点，即要求广泛干预的家长式的政府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政府无用论。作者以东、西德的统一作为一个极有用的政策“实验”——东德人要求政府提供一系列的服务、社会保险和工作等，这样德国的主要“政治冲击”会使得自由市场改革很难开展，通过列举德国的相关的数据和以德国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了德国“转移支付改善贫困”的观点（说明德国的福利政策有效），并进一步给出了现有的“究竟何种福利政策有效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国家自身”的论断的证据。然后作者以此推广给出了地中海和大陆性国家的福利政策选择（异于北欧和盎格鲁－萨克森系国家）的原因和后果：首先，这些国家无法“负担”北欧模式——高税收的慷慨的福利系统对于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并不适用，他们需要（把更多的资金来）增长和赶超。其次，这些国家并不具备民族融合的特征和能使（北欧模式的）福利系统运作起来的社会资本。最后，地中海和大陆性（福利）系统不仅代价高而且极可能阻碍了这些国家赶超西欧的过程。
基层民主与收入分配
沈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使得民主具有降低收入极化的作用：（1）民主通常导致政府为了取悦中间选民而采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这通常被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2）民主通常使得政府加大在公共设施上的开支，从而增大穷人致富的能力。但现存的实证文献并没有对上述关系给出确定性结论，文章利用村一级从1986年到2002年长达17年的面板数据揭示了村民选举对于降低样本村庄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作用，并且指出这种作用的渠道在于公共设施开支的增加，而非偏向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
80年代初，中国公社制度开始逐步解体，1982年由宪法指认的自治单位——村民委员会取代了传统的生产队，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至少进行过一次选举。为了避免政治周期给问题带来的复杂性，文章集中观察第一次选举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
文章的数据主要来自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所始自80年代早期的定点调研和作者2003年春的自主调研。样本数据囊括了1986年到2002年8省48个村庄的材料，数据显示，代表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从1987年的0.26上升到1992年的0.28，再到2002年的0.31，收入呈现出愈来愈不平等的趋势。同时，数据又显示，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样本村庄一旦开始进行选举，则今后每三年例行下一次选举，所以第一次选举在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各地实行第一次选举的情况则有很大的差别，在样本中，有12个村庄在1987年实现了选举，在样本8个省中，除了湖南和广东，其余六省中均有村庄实现了选举。在90年代早期，在样本中至少有一半村庄进行过选举，而最富有的省份——广东，则直到1999年才实行选举。 这种混合类型的数据便于区分选举和收入增加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计量回归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现象，即本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可以显著影响下一期收入分配，当把选举处理为外生变量时，选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为微弱，但若将其内生化，则影响较为明显。选举对于收入不平等的直接作用是使样本村庄基尼系数降低11.8%，由于各种间接作用相互抵消，总的作用偏低，是使样本村庄基尼系数降低9.6%。
计量回归结果同时表明，选举对于净收入转移的影响是微弱的，既没有对净收入转移的数量产生重要影响，也没有对净收入转移的速度产生影响，而对于人均公共设施开支的影响则是显著的，从189元提高到237元。
长期以来，中国村庄选举被认为是一种昂贵且低效率的机制，文章的结论有力地反击了这一点。文章表明，中国基层的村庄选举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显著的，而且这种作用是通过增加对公共设施的支出获得的，而非通过低效率的收入再分配。
市场化对于社会资本减贫作用的影响
陆铭（复旦大学）
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社会资本对于降低贫困的作用非常明显，然而市场化对于这种作用影响的方向仍不确定，文章利用中国农村的数据，讨论了社会资本、市场化和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1）在中国，社会资本对于降低贫困的作用非常显著；（2）市场化会使得社会资本减贫作用降低，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家庭层面的数据上。
社会资本指那些诸如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各种能够促进个体合作的准则等等。社会资本影响经济主要通过配置资源和形成各种非正式制度的手段。社会资本对于减贫主要是通过信息分享、风险共担、共同决策、介绍工作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市场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对于减少贫困的作用？社会学曾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市场化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们集中在市场化进程中权力的转移，并发展出两套理论：（1）“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传统权力会转移到市场中，旧有社会阶级会逐渐瓦解；（2）“权力固守理论”，认为传统权力不会发生转移，传统精英阶层在市场中仍起主导作用。
由“权力转移理论”推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将取代传统力量成为配置资源的机制，所以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人将丧失其惯有的权力，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被减弱。而相反，“权力固守理论”认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传统精英阶层利用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来尽可能地攫取资源，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明显。文章利用数据对上述两个结论进行检验。
文章主要数据来源是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4年的中国农村调研，覆盖22个省48个村庄938个家户。市场化程度的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市场化报告”。贫困线则采用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一划定的人均年收入637元。
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社区层面，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起到减少贫困的作用，这也意味着，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品；但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这种作用将逐渐被削弱，尤其表现在家庭层面的数据上。从直觉上来看，传统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和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构成了大部分活动的基础，对于减少贫困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转型过程中，市场逐渐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力量，削弱了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市场本身也有降低贫困的作用。
全球管制改革的经验
Nancy L. Ros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竞争市场中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单靠竞争无法排除诸如垄断、恶性竞争和外部性（尤其是信息问题）等现象，然而上述仅仅是政府实行管制在理论上的原因，在实际中，管制更多是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租金”的结果。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作为被管制的对象——企业，比监管者拥有更多信息优势，可以针对自身做出更加恰当的决策，所以应该适当放松管制，让企业自己进行决策。但由于不同的部门具有不同的特点，放松管制的方式也没有一个一般的模式。下面将就自然垄断部门和竞争性部门来分析放松管制的方式及其影响。
长久以来，诸如电力、通讯、有线电视和铁路等行业由于集中生产的平均成本最小，所以会产生自然垄断现象，在这些行业，普遍可以看到垂直整合的行业链，例如电力企业往往同时具有发电、传输、分配和销售等各环节。在美国，这类行业往往是合法垄断行业，拥有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并通过直接管制，使其产品价格位于平均成本左右。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对放松对这些行业的管制，其主要放松管制的手段有私有化、垂直分解行业链、引入竞争和采用有激励机制的管制措施。
竞争性部门依然存在管制，最明显的例子有航空公司、银行系统和保险行业等等。对于这些部门的管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去除价格管制和准入门槛，并且更多地利用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但仍会保留一些管制力量来左右这些行业中的一些功能，例如航空公司的安全问题。
实证数据表明，在实行管制的竞争性部门，产品成本和价格均较高，而且缺乏研发创新的动机，在放松管制后，就会出现价格降低和市场业务拓展的现象，但放松管制则有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而且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总之，市场不是完美的，竞争的环境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但管制也不是万能的，而且管制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边际私有化
武常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私有化通常指政府现有生产性财产股份转移的过程。在实际中，尚存在另一种私有化的形式——边际私有化，即政府保持对现有财产所有权不变，但允许非政府投资者进行新的投资，并对总资产拥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权。现存文献普遍怀疑边际私有化的有效性。然而，数据显示，边际私有化显著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表现，同时提高了企业自主权改革的有效性。
边际私有化是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大部分国有企业IPO以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组建合资公司都属于边际私有化的范畴。
由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各种考虑，边际私有化对于中国当前的改革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官员不会感觉到丧失企业的控制权，所以政府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私有化的方式；其次，边际私有化可以为企业在保持现有财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带来额外的收益，并且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裁员的现象；再次，边际私有化不会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不会引起过多关于公平性的争议；最后，边际私有化是一个不断将政府所有权稀释的过程，不会引起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的争议。
抛开政治上的便利，边际私有化效率的高低仍未有定论，此外同其他改革手段如赋予企业自主权和引入市场竞争相比，边际私有化的效果在已有文献中也尚未得到验证。传统理论认为，非政府投资者很难获取全部甚至部分控制权，而且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对原有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边际私有化作用不显著。
始自中国改革之初的边际私有化，其本意并不是进行产权改革，而是为扩大生产而寻求投资的源头。当时，自筹资金投资的源头有四种：(1)员工自筹资金，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企业今后一定比例的利润；（2）境外非政府投资者；（3）境外政府投资者；(4)企业留存利润。其中除了最后一种较为模糊之外，前三种都是非国有投资者。样本数据显示上述四种投资者大部分都能至少获取部分控制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边际私有化仍是一种有效的私有化方式。
实证分析的结果支持上述结论，边际私有化与其他改革方式一样，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绩效，并且边际私有化可以使得赋予企业自主权这种改革措施的作用变得更加显著。
金融结构、创新和经济增长
龚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往往罕有金融中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金融市场也相应地变得成熟。
文章建立了一个两阶段跨期叠代模型讨论了银行系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证明在引入银行系统之后，均衡状态下的资本绝对量和总资本中用于投资的部分都有所提高，并且经济主体的社会福利会有所改善。随后又证明只有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股票市场，此时则有两种金融中介，即银行系统和股票市场。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收入较低，由模型可知，股票市场规模较小，源自股票市场的收入也远小于发达国家，实际数据恰好支持这一结论。并且由于可以向境外股票市场投资，且本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势必出现本国资金流向境外股票市场的现象，即出现资本流向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所谓的“卢卡斯悖论”。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流入，并且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新商品和新技术涌入发展中国家，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这也正是中国的开放为什么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王雁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