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时间：1月12日
主讲嘉宾：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六届特约研究员。出版有《伦理政治研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等著作。
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相应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却未能相互伴随。因此，人们对改革的社会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唯GDP增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或者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而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三十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三十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在一个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
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中国改革的困境。
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推出的改革举措，基本上是社会结构内部要素性的调整。这么多年，我们的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比如说物价要不要调整、房地产要不要放开、公共分房要不要取消，或者你对社会公平如何感受的，你有了钱要不要做慈善家等等。这都是中国近十五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焦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当我们把改革放在道德平台上，这些关注让我们的内心迸发出来的道德热情，在近十五年可以说有了发泄的广泛空间。但是，光有道德还不能解决问题，道德是一种愿望，是一种知觉，是一种判断，但道德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和举措。
所以，1992年以来的改革，都只是在刺激社会要素上，而不是在国家治理上来解决中国的改革问题。中国人寻求的民主已经变成了一个治道民主的权力来源，比如我们只要领导关注民生问题，但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这一点我们都遗忘了。没有宪法和法律的肯定，请问，即使领导关注了民生，由于你本身的权利没有受到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保障，领导对你垂悯，并不能实质性或根本性的改变状况。于是，民生问题就变成了公共汽车点、地铁点设在哪里合适等等，然后，国家要铁腕，来搞定一切。这变成社会政治改革的悲剧。
第二个方面，公共政策的供给严重短缺。我们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时，国家的基本结构、政体选择、财政收入与支出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方式等等，都变成了改善公共福利的现实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如何保障效益，又如何保障公平，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社会今天必须痛苦面对的难题。
第三个方面，改革共识的严重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如果说前两个困境都是外部障碍的话，改革共识的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所以，今年广东号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说，首先要对官员干部们棒喝一声：你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们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基层社会要参与到改革的谋划中来
美国当年就是把创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国，从而成为了百年创新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的改革还有没有能力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一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冒风险的，能不能使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冒险家”，无论是经济上想赚钱的企业家，政治上想出业绩的政体改革家，还是理论上想出改革新思维的思想家，以及社会公民中要维权的维权精英，再次云集深圳，或者广东，为中国的改革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唤，并展开强有力的有社会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社会行动。显然，深圳和广东目前的这种行为是不足的。
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困境遭遇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费的问题，更是一个在精神准备上的问题，我们对改革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期待、社会愿景及心理共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改革困境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改革讨论和惊人一致的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改革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导集团和思想精英们对改革的共同谋划。而对社会基层来说，无论是贫困的城市居民，还是陷入日常生活崩溃的农村居民，一心盼望着的仍只不过是有饭吃。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关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改革思想家李泽厚，有一句经典概括：改革哲学就是吃饭哲学。今天我们回头看三十年来的艰难历程，我们改革社会的基层动力同样是三个字：吃好饭。
正是由于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给极少数精英，民主的前途也始终由极少数精英来对付。因此每一次国家发展的重大关头，我们总是把国家的愿望寄托在极少数的精英身上。这使得改革谋划始终成为上层之争，而没有交付给基层社会、民间力量，来对精神层面进行富有理性价值的严格审查和判断。
我们需要一个立体的消费社会
如前面所说，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而消费社会具有基本合理性，因为它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追求，变成为普通公民都可以做出的人生抉择。所以，当中国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也不是完全丧失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基层民众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展开维权时，当我们有了农民维权精英、城市小区维权精英时，当我们发现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骤然放大时，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为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供的一种权利空间。
西方的消费社会是一种立体的消费社会，它包括日常产品、精神产品以及政治产品的共同消费，而这种消费要求有制度化的结构，要求进入民主宪政法治的状态。但是，中国目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社会―――我们只能消费社会的低端产品，而不能消费高端的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因此，我们的消费社会是扁平的、物质的。
在这样一种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里，由于对精神产品消费，尤其是政治产品消费的逃避，学界本应保持的某种批判精神以及政界本应完成的法治转型，日渐为我们所冷落，甚至变得门可罗雀。于是，呼唤法治在中国变成了少数法学家的职业责任，而政治学家愿意讲话的不多，或者把公共管理作为政治学的替代品，以公共管理替代了政治学的基本精神―――批判社会和筹划宪政，不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
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里，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有理想的学者，还是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我们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来判断你本身是荣耀还是耻辱。因此，官员们也变成更加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权钱勾结在近十多年来恶性膨胀，与扁平的物质化消费社会有明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普遍的精神萎靡更使得我们改革的勇气和睿智没有了，所以汪洋书记一到广东，就问广东的官员，还有没有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那么，广东的官员现在还有没有当年袁庚、任仲夷、吴南生等人的精神，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敢于冒杀头的危险去改革？
只有当我们的消费演变为对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的消费与物化产品一样，建立既有效率又显公平的宪政民主法治，在这样一种平台上进行规则性消费时，中国社会才能逐渐地归位。
破除改革困境，广东一定要有突破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消费社会造成的壁垒已经非常严重，甚至难以突破。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精神生活由那些权威来主宰和引导的状态后，我们的消费社会又遇到这样一种情形，演变成了对于专家和精英的幻灭，我们在零六、零七年里精神生活最严重的事件，就是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在我看来，就是在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时，公众自己丧失了判断力。
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就是让我们对片面消费社会盲目追逐的认识，变成每一个公民的共识。这是我们要重建改革共识中最重要的共识。
西方人有一个总结，说中国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呢？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出来，公民哪怕从一岁开始都想发财的。印度是比我们穷，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牛车、自行车、汽车都在上面走，你会觉得这是高速公路的一大奇观。但是印度人又让我很震撼，就是内心世界的安宁以及对秩序的高度尊重。因为印度人百分之百都是教徒，其中印度教徒超过80%，宗教信仰让印度人内心安宁。还有，印度人的规则意识让人尊重。我前不久在印度访问，陪我们的是一些学中文的印度学生，其中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因为印度不怎么讲交通秩序，车都是乱停的，但警察一招呼你必须要听，不听马上就两张单给你，一张是法院告票，第二张就是罚单。当时，我们的一个司机违章被警察抓到，我们跟学生开玩笑说，打一个电话给你爸，让我们的旅途顺利一点嘛。他说，不，我爸爸只保护弱者，他(司机)不是弱者，他是坏人。因为这个学生缺乏汉语词汇，坏人的意思是说违背者。当时我们去的三位教授就在那里议论，如果在中国，这个学生马上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力，一个电话搞定，不罚了。
所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达不到公民共识的，我们始终会在公民行动之外追求某种特权消费品，而这样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必定是一个特权社会。
去年七八月份，我连续去新加坡开会，新加坡人告诉我，李光耀跟中学生精英座谈，但是中学生只提出一点：你讲的都对，你也是善待我们，也是爱你的人民的。但是，我们只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有选择。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在索取消费品时必须承担等值的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必须要和我们的公民权利三者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的行动者必须是公民，你在满足消费品的需求时，要对你的组织、你的地区、你的国家有公民意识，要有公民判断。中国要有一批精英和准精英以行动来指出，仅有一点物质财富是不够的，更要以行动来冲击现实社会。我们看，韩国也好，台湾地区也好，民主宪政转型时学生的担当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呢？
我认为广东在这一点上尤其需要改变。广东多年来一直以自己的务实沾沾自喜，我早在文章中公开指出，务实从低端看就是唯利是图，从高端看就是追求发财，以务实来形容广东，是侮辱广东人的智慧。在近代中国刚刚踏入现代门槛的时候，我们广东就出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这样的人，他们是务实吗？不，他们是真正以世界眼光谋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驱。但是现在，“务实”的广东人丧失了宏观谋划理论能力，丧失了筹划全局的可能空间。
因此，我们今天要突破的，就是与我们如何形成新的公民共识相关，我们要在消费社会里建立一个非依附性的消费自信，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消费建立在真正的规则产品消费上，比如民主、法治、宪政等。在这一点上，任仲夷生前一再号召的“深圳特区一定要敢于有政治特区的筹划”，我认为是非常英明、非常睿智的。
两年前，我和高尚全有一个对话，我说中国的改革要突破，其他地区依然比不上广东，为什么？很简单，广东毗邻港澳，广东人的社会心理接受改革，广东已经有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广东现在有非常雄厚的物质财富。在这一点上，广东应当是有自信的。我现在的断定是，不断领风气之先，永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这就是广东的责任。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