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简报之一

2009年2月22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学”座谈会在光华管理学院新楼举行。光华管理学院陈松蹊教授、陈玉宇教授、龚六堂教授、林莞娟教授、刘国恩教授、马捷教授、王亚平教授、张庆华教授、张维迎教授、章铮教授、周黎安教授、朱善利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李力行教授、卢锋教授、平新乔教授、嫣萍教授、余淼杰教授、周其仁教授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部分发言内容。本期简报报道张维迎、卢锋发言内容。

张维迎：

这次危机可能会对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这次内部座谈会，探讨交流对危机及其对经济学影响的看法。我们可以不关心美国87年金融危机、不关心日本经济泡沫、不关心亚洲金融危机、不关心网络泡沫，但再也不能不关心今天的这场危机。我们今天在一起座谈，目的是让大家意识到经济学界可能要发生的变化。也希望这次讨论能促进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一步交流。

现在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而大的危机对经济学的影响将不局限在技术层面。这次危机发生以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又变得重要了。这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提出挑战。甚至有人说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尽管这种说法是半开玩笑，还是反映了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信念很简单，相信如果有问题应该出在政府这一方，而不是市场这一方。

30年代大危机与奥地利学派

对30年代大危机做出预测的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哪一天会发生。按照他们的理论，20年代出现信贷膨胀、股市泡沫和资产泡沫，一定会发生危机。危机之后1931年哈耶克出版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影响很大，奥地利学派变得炙手可热。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Robbins）为《价格与生产》写序，对哈耶克给予很高评价，并且邀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当教授。

然而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很快改变了风向。政府本来已经做了凯恩斯建议的扩大内需等事情，而凯恩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备受欢迎。既然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就有理由实施干预挽救经济。而哈耶克战后转向政治哲学而不是以经济学为主，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

70年代起货币主义开始被重视，80年代超过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主流。弗里德曼对大危机的解释是，危机发生后政府没有提供足够货币，危机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是因为美联储在本该放松货币时实行了紧缩。有意思的是，回顾历史发现弗里德曼一开始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并非挑战凯恩斯。他在验证凯恩斯需求函数时发现人们的消费不是随短期收入变化，而是随长期收入变化。慢慢地凯恩斯主义被认为不合理，后来出现理性预期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一直在继续，1962年罗斯伯德（Murray Rothbard）出版《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早一年。罗斯巴德认为30年代危机是因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导致了投资结构扭曲和资产泡沫。罗斯巴德用证据表明，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胡佛政策的延续。胡佛政策包括：拯救银行；在大企业之实行联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限制企业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干预价格；实行财政赤字，建设大量公共设施，比如胡佛大坝；实行贸易保护，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 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关税；禁止移民，大幅减少移民配额。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危机持续不能恢复。

史库森（Mark Skousen）在《朋友还是对手》（Vienna and Chicago: Friends of Foes?）中将对市场的信念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坚决不信，就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半信半疑、摇摆不定，主张政府干预，就是凯恩斯主义。三是非常信任，但有时也需要政府干预，尤其是货币政策，就是货币主义。四是坚信不疑，完全相信市场，就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不可兑换的纸币（Fiat money），认为必须回到金属货币。

奥地利学派同时在三条战线作战。一面反对凯恩斯主义，一面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与货币主义作战。哈耶克因为商业周期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商业周期理论却遭到货币主义批判。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评价很高，却认为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是错的。

奥地利学派对这次危机的预测

米塞斯和哈耶克预测了30年代大危机，这次危机也有人预测到，其中最有名的几位都是奥地利学派的。希夫（Peter Schiff）是一位投资家和评论家，出版了《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2006年他在电视谈话中预测美国要出大问题，包括次债、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现在除了美元还没出现大崩溃，其他都已成为现实。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部门的怀特（William White）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2006年的论文《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预测经济可能出问题，2007年6月年度报告更加清楚地表明其观点。

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Krassimir Pretrov在2004年文章《中国大萧条》（China’s Great Depression）中预测2008-2009中国会发生大萧条。曾经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家Ron Paul也是一位坚定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去年底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奥地利学派是对的》（The Austrians Were Right），帮他写演讲稿的是希夫。

最近西班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Jesús Huerta de Soto Ballester出版《货币、银行信用和经济周期》（Money ,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最完整的现代版本。

这次危机与30年代大危机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危机前宏观经济没有明显征兆，价格稳定、经济正常增长、技术进步良好；另一方面，股市、房市、投资都出现问题。因此这次危机可以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进行预测。

30年代大危机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有两个人可能成功：哈耶克和凯恩斯。结果是前者被边缘化，后者成为主流。这次危机之后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进一步强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统治地位，另一种可能是彻底扬弃凯恩斯，复活奥地利学派。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经济危机的不同理解

凯恩斯强调需求不足。美国的问题显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过剩。中国过去十几年居民储蓄率也没有上升，而是下降的，居民储蓄率从1996年30%下降到25%。世界银行报告的计算是居民储蓄在GDP中的比重从20%下降到16%。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GDP由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只要增加净出口就可以增加GDP。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关税，限制进口。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统计，统计部门专门计算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贡献率。

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萨伊定理（Say's Law）认为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要让别人买你的东西，只有你买别人的东西。因此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

如果说这次危机是因为美国太自由，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太不自由。如果五年前人民币能够升值，给企业一个正确信号，企业投资设厂的方向就会更加明确。人民币持续维持低估状态，给出的信号就是出口总是有利可图，企业就会是出口导向。如果早一点改变，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会小一点，货币发行就会少一点，中国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国际上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不花钱促使美国花钱，所以导致这次危机。这是荒谬的，因为总体而言，美国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但从国际收支角度分析，中国确实有点助纣为虐。如果人民币汇率合适，就不会有大量廉价商品输入美国，美国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价格更早上升，美国可能更早采取措施。但是由于人民币低估汇率，美国货币增加没有表现为价格上涨。而美联储货币政策是盯住价格，看到价格稳定认为宏观利率没问题。

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非对称性，美联储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会利用货币政策救助经济，例如1987年股市崩溃、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而股价大幅上涨时美联储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也导致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怀特（William White）《价格稳定是否足够？》（Is Price Stability Enough? ）根据历史和理论得出结论：价格不能作为判断宏观状态的主要指标。按照奥地利学派理论，最重要的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不是一般价格水平。从投资品传导到消费品有相当长时滞。当消费品价格开始上涨时，已经是大难临头了，这时已经不是采取措施能够解决的。

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下滑和上涨存在严重不对称。经济繁荣时上游产业上涨很高，下游产业上涨较低；经济衰退时上游产业下滑幅度大，下游产业下滑较小。中国去年工业生产典型有这个特点，上半年重工业增长远高于轻工业，下半年重工业下跌幅度远大于轻工业。按照凯恩斯消费不足理论，应该表现为轻工业下跌更快，而事实不是这样，用消费不足难以解释。

这次危机会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到整个改革进程。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美国垮了，市场经济失灵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

卢锋：

这次危机会对经济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目前处在头脑风暴阶段，收获经过提炼敲打的新理论还有待时日。危机是灾难，然而在拓展经济学研究议程、加深认识经济全球化规律、反思开放宏观经济学重大问题方面，又给经济学者提供难得机遇。就此谈三点初步看法。

危机的认识根源之一，在于经济学理论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研究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金融系统会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象掉金融因素”。这方面不足存在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背景。从现代经济学说和政策演变大势看，大危机后紧迫问题是如何在政策上加以应对，随后理论进展主线表现为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凯恩斯兴起与货币学派争论等。在危机根源方面，虽然也有奥地利学派再生产迂回理论基础上提出信贷过度扩张理论、费雪“过度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凯恩斯和左派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但是没有机会在透彻探讨基础上达到比较成熟结论并成为普及性教科书内容。

从实际情况看，战后一段时期没有发生严重金融危机，80年代后拉美、东亚、俄国、日本、墨西哥发生不同类型金融危机，但都不是在作为学术中心的美国发生，较多被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看作是操作和能力问题带来的危机。80年代美国出现“储贷协会”危机，但也毕竟具有局部性，并最终通过RTC方式比较成功化解。人们总要吃过苦头才会真正反思。这次危机风暴眼在美国金融心脏地带华尔街。由于美国仍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心，美国关注焦点转变会推动经济学界对这方面研究议程选择显著转变。因而这次危机可能会影响经济学界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等研究议程选择。

二是这次危机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律。发展中国家逐步选择开放战略并与发达国家经济南北互动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其微观基础可以通过观察美国与中印等新兴国经济关系加以理解。简言之，这一发展进程持续进行，要求美国一方面推动技术和产业前沿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外包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传统产业或特定生产工序；中国和印度等国则承接产业和工序转移，并通过连带技术引进、学习效应、产品创新等途径实现追赶。

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经验显示，如果全球技术和产业处于活跃演变期，美国在前沿科技研发、资本市场、企业体制等方面相对优势能得到较好发挥，这一增长模式确能帮助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是目前危机教训显示，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状态，如果美国作为领先国家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试图仅凭衍生品“创新”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会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如果说90年代经济繁荣正面提示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规律，目前危机则是从反面解释经济全球化必要条件和约束机制。

三是从开放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角度提出一系列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观察和经验素材。比如说经常账户失衡与可持续性增长关系问题。在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边境壁垒限制前提下，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即便对于美国这样强大国家也是不祥之兆，经验证明过度相信金融优势为巨额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释理论假设并不正确。这对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媒介与实体经济关系、对合理认识美国这样中心国金融优势地位都有启示意义。

又比如中国这样巨型经济体快速追赶过程与中心国以及外部经济互动关系问题。我国生产率革命在为全球提供物廉价美商品、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持低通胀环境方面做出贡献，然而我们结构和汇率机制等方面改革调整滞后，是否也可能通过大国开放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关系对全球利率以及宏观失衡产生显著影响？对此需要超越在危机发生机制上“打口水战”局限，结合中国以及各国经济追赶经验进行深入研究。

再如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问题，虽然危机前美国学术界主流和格林斯潘对资产泡沫“与其预防不如善后”的“象群推论”不无逻辑，然而这次危机超出所有人预期的灾难性影响暴露这一推论前提有错。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关系，并相应调整货币政策设计和操作规则。

最后显然需要结合至今已观察到所有经验现象，加强对金融危机现象的系统研究。研究方法应体现“拿来主义”的常识智慧，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以搞懂问题、阐发学理为目的。需要把主流信息经济学解释范式与强调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的奥地利学派理论、金德尔伯格金融危机历史学派思想、Hyman Minsky的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不稳定假说结合起来，对金融危机以及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学关系提出更加深刻和充实的理论解释。

 

（刘鎏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