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四

 


2009年8月18-19日，“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简报报告8月19日上午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张三峰同学，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研究生王永进同学，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讲师詹宇波博士，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本科生阎开同学的演讲内容。

张三峰：FDI溢出渠道、人力资本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

FDI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下面三个方面来体现：一，弥补东道国相关企业的“资金缺口”，扩大企业的生产性投资，从而进一步扩大整个行业的生产规模；二，通过技术转移或者技术溢出提升东道国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三，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东道国企业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以及增加东道国的就业岗位。那么，FDI在中国制造业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目前对FDI溢出效应及渠道的研究主要有下面三种思路：

一是产出研究模型，将FDI变量直接与东道国的产出水平进行回归，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二是生产率研究模型，探寻FDI生产率和东道国企业或行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大多数文献采取的模型；三是行业内与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模型，即从行业内或行业间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FDI的溢出渠道或机制，但这类模型在不同文献中的结论大相径庭。

事实上，FDI溢出效应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离开与人力资本存量相配合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由于数据限制，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少。因此，我所进行的研究试图通过：一，引入人力资本指标分析FDI技术溢出的渠道，从行业层面考察人力资本对FDI溢出效应的作用；二，对制造业进行分组，检验人力资本在FDI溢出作用渠道中的行业异质性。

我使用的变量主要包括：外资企业的资产占全行业资产的比重；三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内资企业出口交货值占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企业的平均规模（用内资行业资产总额除以企业单位数比值表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及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用内外资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之比表示）；以及FDI后向溢出效应变量。采用的回归方法为OLS与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回归结果，印证了在制造业行业内，人力资本存量是FDI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我们感兴趣的是出口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引入出口后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追求企业生产效率和效益时，往往基于国内要素禀赋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考虑，更多地使用廉价劳动力来替代资本的投入。这样，尽管出口产品在数量上快速扩张，但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劳动和资本的最佳生产组合，反而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下降。

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技术吸收能力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FDI的技术溢出必须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对行业的增长产生作用。

为了发现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行业异质性，我用代表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虚拟变量分别乘以FDI参与度，并按照技术密集度将行业分为三组。同时为了检验FDI的后向关联效应，我们加入了FDI后向溢出变量。对于技术密集度的衡量，采用的是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占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比例。

回归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与企业平均规模指标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大能够通过汇集人才，使FDI溢出效果更为明显。以低技术密集行业为基准，我们发现，FDI水平溢出效应系数在高技术密集行业和中等技术密集行业中都显著为正，这可能表明在这两类行业中，内资企业本身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能力，随着FDI的增多，内资企业会从外资企业中获得技术溢出。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通过水平溢出效应，这两类行业的内资企业生产率大约能分别提高0.03和0.11。

FDI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外商企业促进了本土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后向溢出效应二次项为负，表明尽管目前外资的进入会带来外溢效应，但是随着外资进入程度的不断扩大，外资的溢出效果将不断减弱，直至出现“市场窃取”效应。此外，下游FDI参与度提高，有助于本土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收益，从而也可以提高本土企业生产效率。

不过，在高技术密集和中等技术密集这两类行业中，我们没有发现出口和技术吸收指标会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国内这两类行业还仅仅处于代工和加工贸易阶段，发达国家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把一些低端的生产、加工和装配环节转移到国内，因此国内的生产主要是需要大量利用密集劳动的生产环节，如电子产品的装配等。所以，虽然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使我国成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基地，但这样的分工模式限制了FDI对这两类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也不存在吸收效应。

王永进：地理集聚影响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吗？ 

1978-2007年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达到7.4%，远高于世界同期6%的增长速度。同时地区贸易不平衡逐渐加剧，并成为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日益明显。我们提出问题是：地理集聚是否导致了地区贸易差距扩大？具体说，地理集聚地区差异是否影响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 

目前的文献主要沿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条思路侧重分析对外贸易对地理集聚的影响；另外一条思路则试图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内生化。对于前一种思路，目前的文献大都从要素禀赋、FDI以及制度因素等角度展开 ，鲜有考察对外贸易与地理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少数文献研究了对外开放对国内地理集聚的作用，却忽视了地理集聚对国际贸易和比较优势可能的影响。至于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以及其理论机制，已有研究语焉不详。对于后一种思路，近年来的研究多尝试从制度差异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以及不同产业的技术差异，进而寻找国际贸易更本源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已为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所证实。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保证集聚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当两国之间的生产率存在“相对”差异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换言之，现有研究只能部分解释地理集聚对贸易流量的作用，却无助于回答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这一更为基本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后者得不到回答，对于前者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考察我国地理集聚与地区贸易差距的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在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地区贸易差距逐渐拉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聚程度高的地区贸易量更大；二是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更多地出口契约密集度较高的产品。我们研究思路认为：在契约不完全下，地理集聚节约了交通运输成本，提高了中间供应商的外部选择和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改善了其投资激励，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存在行业的差异性，因此，地理集聚对契约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大。从而地理集聚程度高的地区不仅会出口更多，而且会在契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假定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有两个地区：沿海和内陆地区；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需要使用 [0,1]种连续的中间投入，且这些中间投入由沿海和内地厂商共同提供。而最终产品则只在沿海地区建厂生产。通过推导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一，完全契约下，地理集聚程度的提高将提高所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不会影响贸易模式；二，不完全契约下，由于“场地资产专用性”（site specifity），内地厂商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不完全契约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地理集聚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也就越明显。

基于上面的理论推导，因为不完全契约的程度不仅依赖于行业特征，而且还取决于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司法质量，命题二隐含的可验证假说是：对于契约质量较低的国家（地区）而言，劳动生产率对地理集聚的弹性应该越大。我们得到的第三个命题为：1，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在契约密集度高的产品上有比较优势；2，地区契约不完全程度越高，地理集聚对契约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越大。

实证研究在估计方程中引入了行业特征和地区特征的交叉项，以考察国家契约质量对出口模式的影响。具体地，我们采用的变量包括：不同地区若干行业的出口值；行业中间投入的契约密集度（不完全契约程度）；地区的集聚程度；以及外商投资的对数、人力资源密度和人力资源禀赋交互项、自然资源密度和自然资源禀赋交互项以及附加值率与人均GDP对数的交互项等控制变量。   

关于对外贸易和集聚的现有研究表明，对外贸易是地理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就意味着地理集聚变量可能是内生的。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引入地形的平坦程度、历史上的基础设施（1985年的铁路网密度、1985年的公路网密度、1937年的公路网密度）、历史上的集聚程度（1978年的就业密度、1978年的人口密度）以及各省面积四类共7个变量作为集聚经济的工具变量。

通过对模型中所有变量进行回归，我们认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是强相关的，并且通过过度识别检验，这些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要求它们与模型中的残差项不相关，所以我们选取的这些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使用这些工具变量对地理集聚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地理集聚交互项确实是内生的，并且不管对高、中还是低契约质量的地区而言，地理集聚对比较优势的影响都是显著和稳健的，但对于契约质量居中地区，地理集聚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最为显著。根据李坤望和王永进（2008）对中国不同地区契约质量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关系的经验研究结果，契约密集度低的行业将在契约质量较低的地区获得更快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与契约质量最低的地区相比，契约质量居中的地区将更倾向于生产契约密集度较高的产品。因此，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理论模型并不矛盾。

进一步的，考虑到对于同一个行业，其在契约质量较差的地区可能面临更大的契约不完全。我们用行业的契约密集和地区的契约执行效率的乘积重新构造行业的契约密集度指标，发现契约不完全程度不仅仅取决于行业的契约密集度，还依赖不同地区执行合同的成本。因此，执行合同的成本越高，契约的不完全程度也越高。

我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影响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微观机制，即地理集聚可以缓解不完全契约下由于“敲竹杠”（hold-up）导致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影响到不同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具体地，地理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将在契约密集度高的产品上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而契约不完全程度越高，地理集聚对其比较优势的影响也就越大。我们研究结果提示，随着地区契约质量的改善，地理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和贸易结构的影响将最终减弱。因此，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逐步完善法律体系和提高司法质量对于地区平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詹宇波：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

长期以来，度量和评价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考察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二是考察FDI在技术扩散方面的效应。但FDI对资本流入国的收入分配效应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王小鲁和樊纲（2005）在研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时考虑了FDI的影响，但在他们的实证结论中，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万广华等（2005）、魏尚进等（Wei and Wu, 2001）则将FDI与对外贸易合并在一起，作为对全球化度量的指标，研究全球化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分配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一些国内因素导致的，如劳动力市场组织和政治制度等。国内公共政策直接通过制定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或者通过影响劳动者获取各种技能时所作的投资时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将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划归到国内政策研究范畴中来。这种思路割裂了FDI与国内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FDI与中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总体关系是怎样的；作为一种包含高技术的资本，FDI对一国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对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影响，以及一国地区差异和FDI政策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

FDI的技术扩散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渠道是：FDI企业倾向于雇佣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从而提高高技术水平工人和低技术水平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由于在东道国高技术工人相对稀缺，因此FDI的流入将提高高技术工人对工资的讨价还价能力；FDI将会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或同一产业中的技术密集型部门，以此影响工资差异；此外，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往往会加强对本企业员工的培训和在职教育，这进一步强化了FDI企业工人与国内企业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 

从经验性事实来看，Velde and Morrissey（2002）对流入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和菲律宾等东亚五国的FDI对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做了考察，发现FDI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并不显著，但是FDI对泰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正；Velde（2003）在对阿根廷等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FDI对不同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是不一致的；Feenstra and Hanson（1997）发现流入墨西哥的FDI会使得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水平较低者，因此会增加不同技术水平工人之间的工资不平等；Li and Xu（2003）则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发现FDI的流入从总体上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外资在公司中所占股权的比重对最终工资不平等产生较大影响。 

上面这种以工资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与FDI相关的产业工人工资收入仅占总体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很小一部分（Jensen and Rosas，2007），而FDI作为一种与先进技术水平相结合的资本，另一个本质作用还在于其作为资本的性质。当FDI流入某东道国时，对当地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劳动力要素层面，还体现在其资本要素层面对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影响。 

在讨论FDI的数量竞争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文献中，Choi（2006）的跨国研究发现，FDI加剧了东道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Mah（2002）以韩国作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却表明，FDI的流入缓解了当地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Jensen and Rosas（2007）对墨西哥32个州FDI流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检验，同样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将产业资本引入东道国，会降低当地资本回报，同时增加劳动回报。此外，综合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来看，外资与国内资本竞争的结果会加速国内工资水平的提高并降低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会促进劳动收入与资本回报之间的趋同，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

在讨论政府行为在FDI的收入分配效应方面的影响时，Tsai（1995）认为，无论政府在面对FDI流入时是为其提供相应的国内配套资本以积极配合，还是在资源获取或市场准入等方面对本国企业或利益集团采取保护的态度，其结果都将缓解与FDI流入相联系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此外，私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后，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可能由于面临来自国内私营经济更加激烈的竞争而发生变化。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发现由于政策变化，FDI分布差异受到了影响，表现为开放的地区范围和产业范围逐步扩大，以及1992年前后开放步伐的加快。我们选取的数据来自1987-2006年间除港澳台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580个观察值。 

回归结果表明，FDI在中国总体收入分配效应呈倒U型（即FDI水平很低时随着FDI增大，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是当FDI增大到一定程度后，FDI继续增加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FDI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包括下面三个方面：一是FDI的技术扩散效应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二是FDI与国内资本之间数量竞争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三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够结合FDI，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此外，我们发现FDI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尚无改善迹象。

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对外开放；减少行业准入限制，培育竞争性市场；除了已有的“以技术换市场”等政策外，还应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如收购兼并国外品牌、与国外企业合资等等；并且我们认为需谨慎对待政府支出有利于改善FDI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结论；此外，比照我们得到的关于FDI的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本数量效应，我们认为由中国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流动和产业转移最终也可能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 

阎开：医疗保险与耐用品消费——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以往的研究中，对医疗保险作用的认识局限于它能影响政府的直接投资，以及积累人力资本和提高居民福利。但是医疗保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它可以引致消费，这点在当前中国急需拉动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以应对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的挑战面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对拉动消费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相对于其他刺激消费以拉动内需的政策而言，医疗保险制度的投资能否更加有效，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理论模型，我们将医疗保险对人们消费最优路径的影响分解为“收入效应”和“增长效应”两个部分。“收入效应”即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直接影响人们的持久性收入来影响人们的消费计划；“增长效应”即医疗保险制度通过影响人们从疾病中恢复的速度，降低了疾病对人们生活造成的损失，降低了人们面对的风险，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计划。这两个效应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医疗保险在刺激人们消费方面的效率。

我们比较了政府使用不同政策补贴社会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不同刺激效果。我们发现：公费医疗保险，或者政府补贴的社会医疗保险，的确对人们的消费水平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公费医疗保险对不同人群的消费水平的刺激作用是不同的，该制度对收入较低的人群和农村人群的消费水平的刺激比较大，对城镇收入较高的人群的消费水平的刺激比较小；相同财政支出的条件下，提高保额对现期消费的影响比降低保费的影响更加大。在提高保额中，如果平均医疗价格高于最高限额，则最佳的方案是提高最高限额的补贴方案，如果平均医疗价格低于最高限额，则最佳的方案是提高政府财政在人们疾病时的支付比例。

我们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发现医疗保险确实能够显著的刺激耐用品消费，但我们同时注意到这一效应正在逐渐下降。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计量方法以分离时间效应和收入效应，发现最近几年刺激效果的下降只有1/5可以归因为收入水平的上升，而4/5是由于医疗体系的变化造成的。

我们将增加医疗保险的力度和现在比较流行的“消费券”刺激消费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与派发消费券相比，相同数额的资金投入医疗保险更加有助于刺激消费，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在目前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的政策目标下，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保险的补贴的力度，同时改善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群的医疗保险状况，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刺激内需。

 

（冯仕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