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次报告会
快报通稿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9次报告会于2009年10月2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次报告会侧重讨论中国经济转型、农村金融、民营工业、产能过剩治理、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宋国青、平新乔和卢锋分别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卢锋首先依据刚刚汇总形成的第18次“朗润预测”结果，用四句话概括21家特约分析机构对2009年第4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内需高速增长，外贸持续复苏，‘破八’几成定局，物价‘转正’可期”。
陈志武：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制度抑制消费增长
陈志武教授侧重分析中国经济为何在向降低出口依赖度、增加民间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踯躅不前，他从制度视角剖析其原因时，也建设性地提出应对策略。
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纵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中国情况非常特殊。俄罗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92–2003年间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50年间维持在21%左右。
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里，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国会和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难以膨胀。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困难相对较小。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一方面GDP增长带动劳动收入上涨，另一方面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升值收益也被居民分享。例如美国1999年互联网鼎盛时期4%的GDP增长启动强劲消费增长。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建立国有制初衷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目标并未兑现。另一方面，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并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间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二是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央企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但是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
平新乔：禀赋差异、资产结构与农村金融市场
平新乔教授基于“花旗—北京大学2008年农村金融调查”，探讨了农户禀赋差异与农村金融需求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及其对金融需求的影响。调查覆盖江苏、吉林、陕西3省9个县的2227个农户，调查内容包括2007年农户存、贷款等金融活动信息以及生产、消费和外出打工情况。
调查发现农户禀赋存在差异。首先看土地禀赋。三省户均分配土地8.51亩，吉林最多，陕西次之，江苏最少。三省农户土地均以旱地为主，江苏水田比例最高，陕西林地比例最高。其次比较资产禀赋。将农户资产划分为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存粮三类，并将农户按家庭资产价值均分为“最穷”、“较穷”、“较富”和“最富”四组。那么，“最富”组农户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最高，实物资产和存粮占总资产比重最低；“最穷”组农户拥有的实物资产和存粮占总资产比重最高。比较农户从业活动发现，自营工商业以及外出打工农户比例都是江苏省最高，从事农业生产农户比例在陕西省最高。最后比较收入情况。三省农户户均年收入25483元，江苏省最高，吉林省次之，陕西省最低。陕西和江苏省农户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超过50%，而农业收入比重均低于30%，但吉林省农业收入比重仍有66%。
农户禀赋差异决定农户对农村金融需求不同。从借款需求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需要借款的比例为26%；自营工商业农户需要借款的比例较高，约为40%；外出打工农户这一比例最低，仅为3.4%。此外，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打工的农户需要借款的比例随着资产水平升高而降低，而自营工商业的农户中需要借款的比例与资产水平关联不大。从借款总额看，三省户均借款24643元，大致相当于户均年收入，其中江苏最高，陕西次之，吉林最低。从借款渠道看，非正规金融渠道满足农户70%以上的借款需求。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占借款总额比例吉林最高，江苏最低。对于非正规有息借款，利率与地区发展水平呈反向关系，江苏平均利率最低。最后，从储蓄情况看，农户储蓄比例随着财富上升而上升，手持现金比重随着财富上升而下降。其中，陕西和吉林农户储蓄存款集中在农村信用社，江苏农户存款主要在商业银行；与之相呼应，最穷组农户存款集中在信用社，最富组农户存款集中在商业银行。
最后讨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和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影响。将土地流转分为有出无入、有入无出、无出无入和有出有入四类。“出”和“入”分别指农户“请人代种”和“代人耕种”。在全部样本中，有24.2%的农户发生土地流转，其中有出无入类占全部样本8.58%，有入无出类占全部样本15.18%，有出有入类比例很低。分省份看，吉林土地流转最为普遍，陕西次之。从实际耕种土地面积看，有出无入类农户大概将1/3土地留作自家耕种，2/3请人代种；有入无出类农户户均耕种面积23亩，代人耕种的面积占52%。以流入土地计算，流转土地面积占调查土地总面积21.37%。从调查数据看，土地流转对农户总体借款需求影响不大，但是可以促进从事农业生产农户对借款的需求。同时，土地流转也提高了农户来自正规金融渠道的借款比重。
周其仁：民营工业很争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工业增长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但出口部门还是遭受很大冲击。出口增长率从30%下跌为-20%，减少近50个百分点。出口下跌，首当其冲的是民营工业。首先，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如电信、石油并不受到全球市场紧缩的直接影响。其次，政府主导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大量项目优先给国有企业。第三，尽管民营工业融资难问题近来引起政府高度注意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客观地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相对较少。
但危机前后，民营企业增长持续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2007年以来，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平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高出10个百分点。今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率出现下降，民营工业企业利润下降情况也好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所以说“民营工业很争气”。
改革开放30年中，对待民营企业一直有不同意见，最近也有反面意见要对民营企业进行“阶级斗争”。但是，提出一种主张必须考虑其后果。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会面目全非。首先，总体工业增长率会大幅下降。其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自身增长率也会下降。一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组织形式受到民营企业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有很多来往，很多项目的材料、设备、零部件都需要民营工业供应。
民营工业在“保增长”过程中表现较好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民营企业具有体制优势，利益得失与经营者直接相关，激励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二是民营企业竞争政府项目。经济刺激政策将很多项目直接分给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拿到钱以后需要购买东西，会间接增加民营企业订单。民营企业也会参与竞标和投资。三是民营企业规模小，转型快。
从工业增长值份额看，过去十年民营企业份额持续上涨，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份额持续下降。由于民营工业增长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可以推断，民营企业份额增长态势仍将继续。这正符合十七大“平等竞争”的方针，谁的竞争力强，谁的份额就大一点。
最后谈四点启示。首先，抗击全球经济下行冲击中，体制政策非常重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关键。中国不像发达国家只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料理一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改进有微观基础上有针对性政策。其次，民营企业政策不能大起大落，不能随着经济周期波动。处理环保问题、社会责任问题、劳工关系问题要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第三，尽管民营企业增长很争气，但是民营企业无法单独决定经济综合效率。很多订单来自政府项目，也要看政府项目本身有没有效率。这些政府项目收益至少要能够支付利息。本周国务院会议指出“更加重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效益并不由民营企业单独决定。最后，既要从“危”中见“机”，也要到“机”中见“危”，货币信贷多发后，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和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很大改变。民营企业需要关注这些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做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卢锋：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探讨
产能过剩通常指特定工业部门闲置产能超过某种合理界限现象。一定程度产能闲置在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变动、推动竞争和增加者福利等方面具有正常功能，闲置过度形成产能过剩。开放市场经济通过价格调整、市场范围变动、企业退出等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总需求管理政策对宏观周期变动引入的产能过剩具有关键调节作用，特定部门产业政策发挥辅助调节作用。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告别短缺经济后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晚近十余年政府对产能过剩进行过几次比较集中治理。第一次在世纪之交，采用限产利库、淘汰产能、限制投资等措施治理。2003-2006年针对某些部门投资较快可能引发未来产能过剩，采用供地、融资、核准、清查项目以及查处重大案例等手段，限制这些部门投资并配合实施控制总需求增长过快宏观目标。上个月发布十部门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文件，拉开又一次集中治理大幕。
上述治理取得不少成效，同时提出一些可进一步思考问题。例如有效治理需要准确识别产能过剩，然而受多方面因素限制，有关部门面临识别困难。以历次治理首当其冲的钢铁部门为例，国家统计部门提供数据显示，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1995-2008年平均86.4%，1999-2008年85.7%，2003-2007年83.2%，2008年总需求不足75.9%，另外2003年以后钢铁价格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可见钢铁部门是否存在大范围长期严重产能过剩判断还有待探讨。
1999-2008年我国钢铁表观消费增幅3倍，电解铝4倍，平板玻璃2.5倍，判定这样快速增长市场未来产能过剩，在预测市场需求方面存在更多困难。例如从几份公开发布调控文件提到未来需求预测数据看，全都不同程度低估市场需求增长。即便能解决识别问题，通过数量控制决定让谁来分享快速增长市场，实际仍会面临诸多困难。
对已有治理产能过剩可分类理解和讨论。一是有关部门发布产能利用率数据，提示产能过剩风险并引导企业投。这方面干预有益无害，应充实和加强。二是推广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能耗水耗、环保排放等要求。这类措施有合理性，关键是标准适当和执行到位。三是限产、压锭、关闭小厂矿等，部分由上述环保能耗管制要求派生而来，部分与改革滞后因而国有企业难以承担降价、退出等市场调节效果有关，因而采用这类权益之计同时，应加紧推进包括完善退出机制在内改革进程，以求标本兼治之效。四是数量控制措施，即通过限制投资增长治理预期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在已有技术和环保等管制措施之外，进一步限制企业自主投资决策，其合理性和合意性需要探讨。
上述投资数量控制与宏观政策具有两方面关系。一是从反通缩政策效果角度看，面对通货紧缩加剧产能过剩，投资增长是推动宏观经济走出通缩并缓解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这时限制投资不利于宏观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也不能根治产能过剩。这次保增长与上世纪末反通缩政策实践和效果，对此提出可进行比较研究的案例和经验。
二是如果宏观政策关系尚未理顺，可能会倒逼产能过剩概念支持的产业政策“越位”承担某些宏观政策职能。如上一轮景气增长经验提示，生产率追赶要求汇率升值背景下，汇率稳定目标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外需内需两头快速增长推动总需求增长偏快偏热，二是“车马效应”限制利率等参数型工具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于是需要干预投资数量作为宏观紧缩政策替代手段，“产能过剩-数量干预”推论大行其道。从目前情况看，给定总需求V型回升走势，如果下一步出现总需求增长过快和通胀压力加大局面，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不便及时采用总量调节措施，可能再次需要数量控制手段抑制投资，使治理产能过剩客观上成为应对宏观偏热失衡的单边紧缩工具。
标本兼治产能过剩需要采取综合措施。首先要推进包括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在内改革议程，为市场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基础性调节功能创造更好体制条件。其次要改革汇率政策更有效调节国际收支，改革利率政策更有效调节总需求，避免在“价格没搞对、货币没管好”情况下不得不采用投资数量控制手段应对总需求失衡。最后政府部门应通过提供有关信息提示引导进行干预，制定实施适当技术、能耗、环保标准加以干预，同时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数量限制和审批干预。
连平：中国经济有望步入新一轮较快增长
连平博士重点阐述了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主要围绕四个方面问题：一是对经济回升态势的评述；二是探讨金融环境是否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回升；三是揭示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四是关于未来货币政策的建议。
首先，从三驾马车看，明年经济回升趋势有望延续。一是最近两年消费增速持续提高，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明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增幅在17%左右。二是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国际市场进一步恢复，明年出口预计增速在15%左右。三是在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继续下放、企业信心增强以及出口转好的带动下，再考虑到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大幅增长的惯性作用，明年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增速在30%以上。
其次，明年流动性仍然较为充裕，金融环境将支持明年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信贷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萎缩。在新一批中央投资项目下放、经济回升的信心逐步增强、住房和汽车交易保持活跃的影响下，预计明年实体经济信贷将保持旺盛需求；此外，目前金融机构总体存贷比为67%，距离75%的监管标准尚有距离，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空间。另一方面，直接融资将进一步提速。明年股市IPO、再融资将继续大幅增长，预计明年非金融部门股票融资额5000–6000亿元，同时，在有关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发展债券融资是一个重点，明年债券融资额有望超过1.5万亿元。此外，明年外汇占款将继续攀升，由此将进一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当然，明年还是有一定的隐忧和不确定性。一是物价快速上涨。近期猪肉价格反弹，“猪周期”有再现的可能，此外，受美元贬值预期强化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而且，今年货币扩张较快将对未来通胀产生较大压力。二是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受流动性宽裕和经济回升、企业盈利改善及通胀预期的推动，今年以来资产价格重拾升势，明年资产价格尤其是股价可能大幅上扬后形成明显泡沫，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进一步加大了未来通胀压力。三是“热钱”大规模回流。受我国经济率先复苏、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近期新增外汇储备中不可解释部分增多，境外资金流入增加，明年国际游资可能较大规模流入。
关于货币政策建议，连平博士认为，总体基调应该是逐步从宽松走向中性和稳健。其一，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小幅度调整，也可以实行差别性调整。其二，信贷总量控制这个做法太硬没有灵活性，不宜采用，但是可以通过窗口指导方式做合理引导。其三，要慎用利率手段，我国利率不一定要跟美国同步，尽可能审慎地用这个工具，因为利率一提高有利差，再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必定会带来境外资本加速流入。其四，人民币汇率应该保持基本稳定，这样有力地控制好未来升值预期，国内经济在相对能够掌控的环境中运行。
宋国青：宏观调控下的增长减缓
“增长减缓”主要是指今年3季度经济增长比2季度有所减缓。今年1–3季度发电量强劲增长，对应经济快速恢复。尽管3季度发电量增速与2季度基本相当，3季度GDP增长比2季度明显减缓。从主要价格指数看，2季度经济高增长时物价仍在下跌，3季度经济增长减缓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变化滞后于经济增长。由此推测，4季度价格增长速度可能减慢甚至出现通缩。目前已经公布的10月份的一些旬报和周报价格指数都在下跌。另外，价格变化可能也包含了对未来信贷政策预期的变化。
贸易顺差占GDP比例今年2季度比1季度下跌4.5个百分点，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5个季度的跌幅更大。顺差绝对量下跌幅度更加猛烈。顺差名义额过去5年平均年增长50%，今年2季度同比下跌40%，同比跌幅达到90%。由于去年贸易顺差占GDP 的8–9%，顺差下跌90%导致GDP增长减少8个百分点。外需大幅下跌，内需增长率就比GDP增长率高很多。内需中消费增长相对稳定，可以推算固定资产和存货投资增长率大概是50%，上半年货币信贷增长率是40%左右，投资和信贷增长基本一致。如果没有上半年7万亿贷款增长，GDP增长远不是现在的情况。
从10月份主要价格指数看，3季度生产水平偏弱，相对潜在生产能力是“大马拉小车”。3%的通货膨胀率对应正常运转，通货紧缩或者零通胀意味着生产能力没有被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3季度控制贷款，而不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生产。目前生产水平仍然偏低，生产超高增长可以持续一两个季度，但持续时间过长势必引起高通胀。目前看，2010年7–8万亿的贷款比较合适，这方面分歧不大，2010年有望实现比较合适的货币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
在CPI和PPI同比大幅下降时采取相当猛烈的宏观紧缩，这在30年来还是第一次。尽管调控程度需要进一步斟酌，从超前调控角度看是很大改进。超前调控反映了三点重要变化：一是对货币数量重要性的认识，二是不再只看或者主要看同比指标，三是不再过度注重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然而，调控方式上仍然存在令人担忧的地方。一方面，货币政策应当“该紧即紧，该松即松”，不必过度强调短期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更不能允诺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货币政策透明一致是提高公众信心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利率杠杆仍然是最优选择，准备金率次之，再次为信贷额度。用改变银行资本充足率作为短期货币政策工具人为增加不确定性，负面影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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