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28日，第十二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顺利举行。我们分八期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报道年会第三场“经济失衡”的内容。三位演讲者分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博士以及清华大学的钱震杰博士。
魏尚进：货币低估与过度的经常账户顺差
过去几年我和我的合作者共同研究了储蓄与经常账户顺差的关系，最新的研究是关于货币低估和经常账户顺差。汇率和经常账户顺差问题是一个媒体曝光率很高也经常产生争议的问题。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同时具有货币低估和大量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但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这一问题便显得尤其引人注目。2002年以前，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一直在零附近徘徊，真正大规模的顺差是从2002年才开始的。这一现象经常被认为是中国进行货币操纵的证据，因为许多估计都显示在排除了购买力平价效应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之后，人民币在过去几年中被人为地低估了30%-60%。
今天我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人民币汇率的低估问题。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变量可以在排除汇率操纵可能性后，同时解释中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及汇率低估问题。一个简单的模型是考虑储蓄率的差异。在一个两部门（可贸易品部门与不可贸易品部门）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如果出现一些外生冲击影响储蓄率，例如年轻一代的贴现因子上升，就会同时出现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以及可贸易品价格下降的现象。如果在模型中进一步考虑资源重新配置的成本，这一现象可以变得更为持久。
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冲击呢？目前经济学中有大量关于储蓄率的理论，例如文化、生命周期以及上午姚洋教授演讲中所提到的金融部门的低效率都可能导致储蓄行为的变化。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课本上提到的影响储蓄行为的因素能够解释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顺差是2002年之后才出现的，而2002年前后中国在上述方面是往改善失衡的方向转变，例如社会保障的完善、金融部门的发展等，都应该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而文化又不是这数年间就会突然改变的。因此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是性别比的上升。2002年开始，中国年轻一代的性别比攀升，这是由于这一代人出生的年代正是计划生育开始严格实施的时期。由于中国文化中对于男孩的偏好，加之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成熟以及堕胎成本的降低，导致了性别比失衡。2002年前后，当这一代人开始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男性青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便会增加储蓄。从统计数据看，性别比和储蓄率在1975年至2005年间的走势基本吻合。另外，我们在家户层面发现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而在地区层面，性别比不同的地区储蓄率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个一般均衡的结果，即有儿子的家庭和有女儿的家庭的储蓄率变化应该相反。
按照我们的模型，如果只考虑购买力平价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人民币大约被低估了54%，倘若加入了性别比因素，这一低估的值便下降到了不足4%。4%是一个很小的值，因为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在一周内的波动就可能超过这一范围。在一个两国模型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汇率和贸易平衡。我们通过跨国比较发现真实汇率和性别比在国际间都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而中国除了性别比非常之高外也没有逃出这一规律。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性别失衡比可以同时解释汇率低估和经常账户顺差，这对于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是很有帮助的。
钱震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这项研究是我和我的导师白崇恩教授一起合作的，我们试图解释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变化。
从时间序列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总消费和居民消费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政府消费却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尤其是2000至2007年间，总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其中11个百分点的降幅是由于居民消费的减少，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居民消费是理解中国总消费下降的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把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解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和居民消费倾向的乘积，因此居民消费比例的变化可以分解成消费倾向的变化、收入比例的变化以及两者的交叉项，这有助于我们解决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但可惜的是我们手头并没有这些数据。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数据在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可以找到，但我们认为，统计局给出资金循环表的数据只是通过加总推算得来的，他们高估了财产性收入，低估了税收，在工资性收入的统计中假设了不同部门增速相同，此外还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因此不甚可靠。通过比较资金循环表、地方年鉴、财政年鉴以及投入产出表，我们发现不同来源的数据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对此作出调整。
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调整资金循环表中的数据：首先，我们把利息性收入从金融机构的中间收入中扣除；其次，我们用财政年鉴中的税收金额代替净生产税收，重新计算净生产税收占GDP的比例；最后，我们用省级数据重新估算资本和劳动占GDP的比例。
通过上述调整，我们得到了比原先更低的劳动所得、更低的净生产税收以及更低的居民收入占GDP之比，并且这一比例的下降幅度也更大。调整前数据显示，1996至2005年间，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了9个百分点，其中约7个百分点是由初次分配造成的；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经过调整之后，我们发现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的增速也有所提高。储蓄率方面，调整后的数据下降了大约5个百分点，尤其在2000年之后的调整比较大。
总而言之，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导致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统计局的资金循环表高估了居民的收入占比，也低估了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速率。相对于资金循环表中1996至2007年10.1个百分点的降幅，调整后的数据给出了更高的降幅，即14.6个百分点，其中80%的降幅是由于初次分配造成的。
陈斌开：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居民消费
这项研究是我和姚洋教授共同开展的，我们试图从政府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关心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影响中国的居民消费。
近年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8年，居民消费率从64%下跌到了48%；与此同时在收入分配方面更倾向于政府和企业，而居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近年来许多文献讨论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间的关系，这些文献认为由于收入分配偏向于企业和政府，而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于居民，在居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率下降也就不难解释。所以，许多文献开始关注中国收入分配出现倾斜的原因，例如白崇恩教授的一篇文章指出产业结构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许多居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相对而言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较高，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倾斜。也有一些文献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其他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文献不同，我们的研究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收入分配以及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了吸引投资，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投资建设道路、公用事业以及其它基础设施有着很高的积极性，因为大多数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是企业生产的互补品，其中一些（诸如公用事业）更是对于资本的一种直接补贴。所以，资本可以从基础设施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企业也会选择进入资本更为密集的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收入占比以及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我们接下来用经验证据验证这一观点。
我们使用1978到2008年省级数据。从表面上看，基础设施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没有相关性，但如果我们控制了时间和地区的固定效应，便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排除了宏观波动和各省的特点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是负相关的。
我们试图找出上述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一方面，第二产业比例和基础设施投资率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比例和劳动力占总产出比例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比例又和居民消费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渠道便是基础设施建设诱导企业加大第二产业的投入，从而减低劳动力比例，进而降低居民消费率。另一方面，即使在第二产业内部，企业会追求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由于数据限制，我们使用企业毛利率（利润/总产出）作为资本密集度的指标，我们发现毛利率和基础设施投资正相关，和居民消费负相关。
下面我们使用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论点。在简约式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人均GDP以及其平方项、国有企业就业比例（代表改革进度）、贸易依存度（代表开放程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代表政府影响力）以及时间和省份的虚拟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资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于居民消费率有0.3个百分点的负向影响。我们也采用了随机效应以及混合最小二乘回归，并加入了基础设施投资的滞后项，结果都没有明显的改变。一个可能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内生性。我们使用基础设施投资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通过广义矩估计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显著的负相关。
我们接下来检验不同的影响渠道。首先，在控制了上述变量之后，消费与劳动力比例正相关，劳动力比例与第二产业负相关，而第二产业比例与基础设施投资正相关，于是我们验证了第一个渠道。其次，我们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于企业毛利率有正向影响，而毛利率对于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于是验证了第二个渠道。
作为总结，我们认为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扭曲了产业结构，从而降低了居民消费。因此，如果政府希望提高居民消费率，就应该转向投资促进消费的领域，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倘若政府一味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受到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
（张牧扬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