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号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来自世界银行的Martin Rama博士发表了题为“让就业成为中心议题”的演讲，以此介绍世界银行2013年关于就业的发展报告。
就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就业可以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提升生产率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来推动发展。因此，无论在哪里就业都是发展议程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增长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个人看重就业是因为它能提供收入和福利，同时，就业有助于增加自尊和幸福感。由于对于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具有广泛的影响，工作对社会甚至比对个人价值更大。
对许多人而言，提到“工作”一词就会想到受雇于雇主的劳动者和一份定期支付的薪水。然而，在最贫穷的国家，大部分劳动者不在雇主—雇员这个关系范畴内。工作这个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指的不仅是工作时间长短和就业机会的数量这些工业化国家常用的衡量尺度，还包括工作的性质。有两个方面引人注目，其一，自我雇佣和农业的盛行；其二，传统和现代生产模式并存，既有自给农业和低技能工作，又有技术推动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以及高技能的知识性工作。人口的大规模变化加剧了这种复杂局面，迅速的城市化正在改变就业的构成，非农劳动力的增长将大大超过农业劳动力的增长。这种结构性转变，虽然在工业化国家花了数十年才实现，现在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着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全球化也在改变着工作的性质，在工业化国家，工作正在从初级和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变。人口变化、城市化、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宏观经济危机会带来难以克服的就业挑战。未能很好应付这些挑战的国家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并且就业问题造成的不满会影响相当一部分劳动力，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生产率增长缓慢，以及社会凝聚力遭到侵蚀这一重复出现的模式会再次开始。相比之下，那些较好地应付了这些就业挑战的国家则可以形成良性循环：拥有富裕的人口、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不断提高生产率以及女性和年轻人能得到更多的机会，这种模式也可能会自我强化。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各种就业挑战巨大，为了使就业人口与就业年龄人口的比例保持在当前的水平，未来15年需要新增工作岗位6亿。当然，重要的不仅仅是就业数量，更值得关注的是就业的转变作用—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职业，甚至我们的身份。虽然工作并不总能带来工资收入，因为在撒哈拉以南、中东和北非地区，就业人群自我雇佣的比例很高，但是从跨国数据来看，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工作能提供更多的收入和福利。工作是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大多数人来所，工作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在最贫困的国家，许多家庭会因为家庭成员找到或失去工作而摆脱或陷入贫困。因为工作的劳动生产率变得更高，加之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作产生，劳动生产率低的工作消失，所以经济实现增长。这些进步的最终驱动力也许是新的商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以及新的市场，但它们却要通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的不断重组与重新分配来实现。中期以内，就业趋势与劳动力规模趋势高度一致，因此真正的“无就业增长”是非常少见的情况。然而，短期内，创新要么会导致就业增加，要么会导致就业减少。通常来说，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缩减规模时先得，但一些公司却能够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扩大雇佣规模。成功地扩大了规模的公司通常都比较年轻，规模较小并且更具有创新精神。但是大公司通常也很有活力，生产率也更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人在非常小的经济单位中就业，而这些经济单位并不一定非常有活力。不论有还是没有，工作都能塑造人们对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看法。社会内部的就业分配，还有对什么人为什么会得到就业机会的看法，可以塑造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公平性的认识。工作会影响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他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还会影响他们感知自己在社会中利害关系的方式。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失业或没有激励作用的工作的人较少参与社会。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每个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就业挑战。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制度实力、禀赋和人口会决定就业的发展效益在哪些方面最大。以中国为例，中国作为一个迈向正规化的国家，面临着城市化和老龄化的问题。对于一个迈向正规化的国家，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通常会带来更发的经济，而正规机构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和劳动者。正规性的增长，需要在生活水平、生产率和社会凝聚力之间进行权衡。面临城市化的国家，农业生产率得到充分提高，足以解放大量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到城市工作。女性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轻型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能对家庭资源分配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些能深化城市化国家的全球一体化的工作，特别是在高附加值的出口行业的工作也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随着国家的城市化，拥堵、污染和其他高密度造成的损害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不会危害环境的工作就具有特别积极的发展效益。老龄化社会面临这待机问题，但这些问题源自处于就业年龄人口的减少以及供养和照顾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的高昂成本。通过促进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确保社会中最有生产能力成员能够工作，可以减轻工作年龄人口下降的影响。通过改革方案设计，可以抑制养老金、医疗和长期看护成本的增长，但这些改革可能成为社会紧张得根源。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继续其作为正在城镇化的国家的成功，作为正在实现正规化的国家避免扭曲激励机制，并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做出反应。因此，目前在中国有利于发展的工作应该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它应该不会造成社会保障覆盖缺口，社会福利保持在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其次，它可以为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提升国家出口层次，并且能使农村移民融入城市但有不会导致过度聚集；再次，它能延长有技能的人的工作时间，并能减少为老年人服务的成本。
作为一个一般性规则，创造就业应由私营部门来承担。政府的职责是确保由私营部门带动的强劲增长所需要的条件，弄清楚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以及消除和减少那些阻碍创造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限制因素。政府可以通过一种分三级入手的政策模式来履行这种职责：基本原则、劳工政策和重点政策。基本原则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依法治理和尊重权利。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需要抑制相关价格的反复无常和避免它们出现重大偏差。足够的基础设施、获得资金的途径，以及健全的监管是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营养、健康和教育方面的良好成果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还使他们具备了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能力。依法治理包括产权的保护和工作中权利的逐步实现，目的避免出现增长与不可接受的就业形势并存的局面。传统观点认为，劳工政策在促进就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世行的研究认为劳工政策的重要性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劳动力市场监管的过度或不足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仍有一片“高原区域”：劳动力政策对效率的增强效应和削弱效应同时存在，且多数影响是可以再分配的，一般有利于中年男性工作者。因此，劳工政策应该保持在效率的“高原区域”内，避免误入歧途的干预，却可以提供话语权或扩大保护。重点政策则集中在了解自身的就业挑战，消除或抵销制约因素。因为有些工作对发展的贡献比其他工作大，因此有必要搞清楚再具体国情下哪些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在激励机制被曲解，只是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十分稀少的情况下，更有选择性的政策干预是合理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政策应该消除阻碍私营部门创造出更多有利于发展的好工作的市场缺陷和制度失灵。如果不能明确地找出这些失灵和缺陷，或者不能轻易地消除它们，那么抵消它们可能是一种选择，但是对这样做的成本和效益则需要加以仔细的评估。
（牛梦琦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