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0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本期简报将介绍论坛第二场讨论内容。本场会议三位报告人分别是：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长蔡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老龄健康和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赵耀辉教授点评。
蔡昉：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
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是指大西洋经济区、东亚经济区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比较富有伸展性的人口年龄结构，因此劳动力供给充分且储蓄率高，从而取得了超过常态的经济增长。国内学者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代理指标，计算了改革期间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贡献为27%。根据这个模型，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给定抚养比到2013年下降到最低后上升的预测，可以推导出我国人口红利。
探讨2013年以后我国的人口结构是否还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效应，需要使用“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主要与劳动年龄人口有关。而“第二次人口红利”则与老龄人口有关，是伴随老龄化及相应就业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而来，指与健康老龄化及储蓄动机和水平相关的人口红利。过去谈老龄化主要是看人口结构变动，往往忽略了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预期寿命的提高。如果老龄但身体健康，无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和储蓄动机结合起来，促使老龄化社会增加储蓄，同时如果老龄化社会有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并伴随着知识保障和健康保障，同样可以获得劳动力意义上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后起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核心在于有条件的趋同，也就是说，要创造某些条件才可能趋同。人口红利的获得和利用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不创造这些条件，就只是人口结构现象而已。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60年代中期，但当时没有劳动力在部门间、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流动，因此也就没有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和城乡流动的深入，才使我国具备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现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要求更高，涉及到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的改革。
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观察他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劳动收入集中在特定的年龄段，但消费在终生基本上保持一定平稳，这就意味着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时期得到，并为其它时期服务，宏观角度看就是劳动年龄比重大的社会是积累型的。第二，人们预料到未来的养老，因此在劳动年龄时期可能增加额外的储蓄。
但是与这个预测矛盾的是，我们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基本上是现收现付的，没有积累。累计的积累额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并且省际非常不平衡，排在前六位的省份就占用了积累额的将近一半，也就是说我国还没有形成全国可行的养老保障制度。现在我们名义上也有个人帐户，2007年是1.6亿人，累计计帐额有11万亿，但是做实了的也就7％，还有93％是空帐。所以我们还远远谈不上是积累型社会，也就没有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收益。
改革现有养老保障体系思路是变现有的现收现付制度为完全积累制度，第二种改革思路是尽快把农民工人口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这两种改革都会改变未来的养老负担率。目前也有人提出延长退休年龄。但法定退休年龄和实际退休年龄事实上有很大差距。很多调查表明，现在实际退休年龄是51—52岁，所以我们有相当大的空间做调整。如果能够真正做到65岁退休，确实可以很大幅度地降低人口抚养比。可见我国人口红利已消失观点不成立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把现有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但现在延长退休年龄不是一个好办法，条件尚不成熟。目前我们的劳动参与率到一定年龄后大幅度下降，其中虽然有自愿下降，但是更多是“沮丧的劳动力”效应，也就是他们是在劳动力市场没有竞争力以后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特别是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于是，在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为劳动者提供更大工作激励，对中国来说却可能会缩小了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导致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又拿不到退休金。
我们按年龄分层的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比有巨大的差异。随着年龄提高，我们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大幅度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想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利用人口红利，是不起作用的。因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创造条件就要深化教育。如果我们的教育年限能够继续提高，我们既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及时得到教育收益，同时也为未来真正延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年龄创造了新的条件。
再次，我们还要通过制造业转移来避免人口红利真空。今天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下降。但是归根到底，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仅仅是看工资，还要看劳动生产率。综合这两个因素之后可以看到，沿海地区在2004年出现民工荒以后，趋势已经有所平缓，而中西部地区越来越拥有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产业的地区转移是可行的，这也是延缓人口红利，续接新的人口红利的重要做法。
对不同国家来说，人口红利来的有早有晚，因而去的也有先有后，有些甚至来无影去无踪，故不存在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有特别严重的人口负债问题。而要避免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最重要的莫过于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这样人口负债期就可以避免，老龄化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现象。
左学金：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我国生育控制政策出台时，最权威描述是1980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信里指出，如果不予人口控制，按一对夫妇平均生2.2个孩子计算，四十年后人口将超过15亿。因此必须进行人口控制，一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确保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更快地提高；四是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当时生育政策据以制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生育控制政策经过多年的运作，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既定政策，而这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对生育控制政策的重要含义，却常为人们所忽略，就好像下雨了所以打伞，雨停了我们还在打伞。
我国人口已经不再增长过快，即使我们现在采取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2030年前后开始负增长的前景也已经比较确定。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尽管存在不同的估计，均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即从代际关系来看，下一代人口的数量已经显著低于他们的父母代。而人口数量逐步放慢的增长，只是迟早将出现负增长的前兆。例如，如果我们假设十代人有不同的生育率，假设这一代人的总和生育率是0.8，每一个人下一代是0.4。每一代缩减0.4，十代人就是万分之一。那么中国13亿人，十代以后就是13万人。我们看不到这样明显的变化是因为我们同时存活的可能有三代，所以减少幅度不那么明显。但是现象背后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存在剧烈的人口减少的趋势。
国家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扩大消费和提高消费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相应下降，特别是2003年以来，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消费增长率，以至扩大消费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理由和目标。在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背后，是我国制造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我国经济增长类型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供应驱动转变为需求驱动，转折点发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前后。显然计划生育出台时“增加储蓄率”的目标已显得不合时宜。
我国许多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目前已经大大高于国内的实际需求，以至不得不依赖出口需求，其中包括一些资源能源消耗较多、污染较重的制造业产品。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追求人均产品的数量，而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这些产品的经济效益，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为例，我们可以将能源总量的增长率分解为人口的增长率与人均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之和（忽略两个增长率的乘积）。能耗消费总量增长中，人口增长的贡献始终小于人均消费量增长，在2000-2005年间，五年的人口增长率已降为3.2%，而人均消费量却增长了57%以上。所以节能降耗，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均消费量中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对人口的控制。
现在反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但是这种担忧缺少有力的实证数据。相反，我们部分实行“二胎”试点地区的实证数据，以及东亚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生育率不断降低和稳定的低生育率。这些国家（地区）的生育政策，都从鼓励少生转向鼓励多生。
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农民和妇女为进行生育控制，承担了更高的成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实行了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实行这一政策，需要非常强烈的达成全国共识的理由，而不是相反，需要特别强烈的理由才能不实行这样的政策。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少生快富”的口号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从一个农民的生命周期来看，少生孩子的农民在年青时固然能减少赡养子女的支出，从而增加他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未必能增加他家的总收入），但是在他年老时则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有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显然，那种认为我国农民收入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少生”来解决的看法是缺少理论和实证数据的支持的，不足以作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的依据。
反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过高的人口生育率可能会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但是，长期持续的过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人类或一国人口作为一个物种的灭绝，所以不能将生育率越低越好作为我们政策追求的目标。如果这样的政策长期持续下去，会对我国未来人口本身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撇开“少生”能否“快富”的问题不谈，在家庭的微观水平上来考察问题。讨论孩子对父母的功效时，除了考虑孩子能提供老年经济保障和生活照料、增加家庭劳动力和收入，还需要考虑孩子在延续家系、提供天伦之乐和精神慰藉等精神方面的作用。
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实行生育控制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即一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净”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其他家庭的福利损失。根据我国的计划生育法，对计划外生育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就隐含了这个“外部性”的假设。不过生育行为的“外部性”，是建立在计划外出生的孩子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社会的净贡献为负的假设基础上的。然而这个假设在更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判断，我国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我国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了人口的福利水平，这就从实证上否定了这个假设。
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和改良，在我国不同人群已出现利益分化，可实现“帕累托改良”的政策选择已经不多。生育政策的调整是这些所剩不多的政策选择中的一个重要选择。
李玲：人口老龄化、医疗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
健康的人力资本和受教育的人力资本，是中国这三十年取得经济奇迹的最大动力。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人口寿命的延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快速老龄化。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最大负担可能就在医疗方面。
通常我们把年龄组别医疗消费曲线（Age-specific healthcare consumption）叫“J曲线”。对J曲线的观察，可以看到，从出生到5岁时的医疗需求，以及60-65岁以后的医疗需求较高，而5岁以后到65岁都是生命平稳期，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比较低。关于老年人口医疗费用与整个人群费用的研究，U. E.Reinhardt（2003）指出，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医疗费用的3-5 倍，所以老龄化一定会导致一个国家医疗负担的增加。比如Stefan（1994）指出，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的瑞典，在1985年各年龄人口医疗费用中，65岁以上占56.4%。
J曲线的曲线形状还受到医疗卫生体制的影响，不同体制带来的费用完全不一样。比如美国，65岁之前的人均医疗费用跟其它国家没有区别，但是65岁以后剧烈的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大量的医疗资源都消耗在老年人身上。因为美国的体制是65岁以上老人有老年医疗保险，由政府买单，而65岁以前是大量由企业买单。而美国有20%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这些人小病不看，会拖到享受政府医疗保险后才看；而政府买单的医疗保险，是唐僧肉，所以各个医院都有积极性拼命消耗资源。
根据卫生调查数据，中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显著低于其他国家。1993年到1998年，城乡老年人口的医疗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较低。大大低于文献中对瑞典和英国的比例，也低于国内其他作者的估计；1998年到2003年，这一比例又有显著上升，可能和1998年之后推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有关。并且中国的城乡之间差异巨大。中国农村的J曲线有下行的趋势，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出现的。对于农村的老年人，很多家庭不愿意再给他投资，基本上老年人在农村是自生自灭的。
目前老龄化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挑战之一，是老年人口疾病谱的变化。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上升，而这些病的治疗是非常贵的，会是将来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另外，创造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力之一，是将近2亿人的农民工。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一代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缩短他们的有效劳动年龄为代价的，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医疗保障条件，不仅低于城市居民，也低于他们家乡的农村居民。现在这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渐进入老龄，他们创造的财富留在了城市，养老和医疗负担却留在了农村。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把医疗保障的重点放在农村，及早解决农村低收入老人和城市返乡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开展展社区医疗服务，加强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早期干预和预防医防结合，对老年人口主要疾病的治疗手段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通过经济和管制等办法，引导医院和患者选择成本低、收益高的治疗手段，控制没有成效的过度医疗，积极发展家庭护理和临终关怀服务。面对“后健康红利时代”的来临，我们一定要及早预防老龄化可能对社会健康造成的不良后果，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老年健康保护和养老模式。
赵耀辉：背景评论
讨论人口政策经济学，一是看人口政策制订时的宏观经济背景是不是已经发生变化，再是看人口政策实行以后是不是有一些其它经济方面的后果。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后，一方面是宏观层面上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口数量减少，性别比发生变化。当然，不能说这些都是人口政策造成的，比如东南亚国家没有人口政策，也是孩子数量从五六个降到两个或者不到，我们国家的趋势跟他们没有太多不同，所以不能说现在的成就全部是人口政策的功劳，也不能说现在人口变化是人口政策的罪过。但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确是促进了现在这种老龄化的发展。
蔡昉教授和李玲教授讨论了老龄化的经济后果。蔡教授也谈到了负担率的计算，但这些数字对切实经济生活的含义，还有待进一步指出。另外，考虑到移民的问题，希望能把中国当成一个整体来预测，看看到底负担率是多少。当然这些预测需要做一些假设，像死亡率、出生率等人口指标，以及退休年龄、养老水平和制度安排。李玲教授讨论的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负担问题，因为老年人医疗费用更高一些。根据李玲教授的预测，2015年，由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医疗服务费用比2005年增长19.6%，2025年进一步比2015年增长40%左右。但是，因为有很多因素在影响医疗需求函数，如收入、保险安排、服务价格等等，对这个费用的估计是一个很细的工作，需要很多假设。所以在预测医疗负担的时候，希望看到更具体的假设，然后才能知道到底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方面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多少负担。
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其他社会后果。老年人的孩子减少后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现在独居老人、孤寡老人逐渐增多，而社会照料是不能替代家庭照料的。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
人口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七十年代制订人口政策的时候，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粮食比较紧缺，就业岗位也非常紧缺，所以多一个人对于国家来说就多一份负担。但是现在的宏观背景不再一样了，人口多对经济发展可能是促进的作用。人多了，交易也就多了，就可以进行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可以增强生产率的。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可能会减少。此外，劳动力稀缺可能使工资上涨，这对劳动力本身是好事情，但是对于企业是坏事。劳动成本上涨可能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而具体经济后果，也希望学界能做一些模拟。
（冯仕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