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2014年，原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加盟央行，担任研究局局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之一的货币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可以说，要研究当下的货币政策，可以先从陆磊研究起，而要研究他的理论框架，可以先拜读他的后记。特编撰，以飨读者。
后记
诸多因素导致了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诸多因素促成了文章的诞生。
好的选题在于研究一直在发生、一直在深刻影响国家经济与金融，却一直为他人所忽视的事件;由此产生的文章才能既新颖又不冷僻。因此,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谢平先生。2002年1月，知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工作安排会议上，谢先生第一次提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研究。由于命题的艰涩、资料的匮乏和研究技术方向的不确定,该选题受到局内许多专家和博士的质疑。我却欣然从命,因为我从中看到了谢先生思想的光环—— 不断发现新的研究方向并做好它。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谢先生不断提出新思想和新观点，结合我在实证数据中发现的结论进行印证和对比。本项研究给我的一个题外思考是：跟随一个好导师虽不能使学生成为好的研究人员,但是绝对可以使学生从捷径走向真知的大门。
毫不夸张说,本项研究是倾人民银行全行之力完成的。研究所需要的远不 止资料、数据和数学技术，还需要勇气和信心。而我的勇气和信心来自于上自人民银行高层领导的鼓励、下至县支行同志的热情参与。
在确定了论文选题后,我依然产生了动摇和畏难情绪——作为一个仅有机会通过媒体接触腐败的研究人员，我是否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研究域？这显然是在冒险。尽管我们拥有包括纪检案例在内的大量研究资源，但是对何角度人手研究金融腐败是缺乏方法论支持的,这无疑会增加我内心的惶惑与焦虑。适逢2002年3月，我陪同人民银行吴晓灵副行长出访欧洲,在巴黎的一家小餐馆内谈起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她认为我的论文很有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并鼓励我道:“你很适合做研究”。另一个真切鼓励我的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秦宛顺老先生。当他得知我的论文选题后对我说:“你一定要作出一篇里程碑式的博士论文”,当时我真切感受到他超厚的眼镜片后流露出的期许之情。在谢平老师、吴晓灵行长和秦宛顺先生的激励下，在每个深夜，当我困顿疲乏于文献、数据和数学演算稿时，我总会默默对自己说：“陆磊,你很适合做研究——那么,如果你放弃了,恐怕会让信任你的人失望”。
有了勇气,就有韧劲面对大量艰苦而繁复的工作。
首先是思路的确定。200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监察局和研究局召开会议, 专门部署金融腐败联合课题的工作安排，原监察局局长赵凤祥先生和副局长廖有 明先生就课题思路和数据提供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人民银行研究局陆符玲女士 和徐忠博士自始至终参与了项目的规划设计和调研工作，是课题组的中坚力量。应我们的要求，人民银行国际司专门邀请原哈佛大学肯尼廸政府学院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腐败经济学专家魏尚进先生到北京给我们作专题演讲,就腐败研究的若干技术问题给予了指导。他的技术支持使我坚定了要编制中国金融腐败指数这一原本连我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的构想：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作一个理论创新式的尝试呢？于是，本文的第五章——中国金融腐败指数的方法论与设计才得以诞生。
2003年4月，兼任计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和欧洲经济学会理事的著名货帀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清泷信宏先生赴中国人民银行讲学期间,曾与我纵论金融腐败研究的方法论和初步研究结果。他的那种把所有宏观经济标 准化事实(stylized facts)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上的研究方法既给我以启发,又与我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因此才有了本文的第四章——金融腐败的资源配置效应和产出效应。清泷信宏先生热情邀请我到伦敦经济学院举办一次研讨会，从金融的微观交易行为，腐败定价到数量分析作一结论性说明。这无疑是我们的研究走向世界的美好开端。
其次是问卷的设计。《金融研究》编辑部的刘佶先生给予了从物质到人力的无私支持、从道义到精神的不断鼓励。他安排了我们先期设计的6份问卷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的预调研,沈阳分行法律办公室主任王玉玲女士根据调研结果就每一种问卷存在的问题都给予了切中要害的评论和建议，特别振聋发聩的 话是：“问卷的许多问题似乎只有腐败分子才能回答”。这促使我们把问卷修改得更加简便易答，引进了更多的“信号”(signaling)性问题。此后,根据谢平老师的安排和刘佶先生的直接引导，我们召集了人民银行九大分行统计研究处处长会议，专门请求具有调研经验的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就问卷进行评估，实施修改。2002年 8 -9月间，经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李豪明先生、林平先生和袁中红女士的安排,我们携带修改后的问卷到广东深圳、韶关、茂名和江门进行了第二次预调研,与各地人民银行货币信贷统计科、纪检组(监察室)人员一起就问卷发放和反馈情况进行分析,最终确定了5种问卷的基本格式。
再次是调研攻坚,从2002年10月起，我们先后选择了29个市(地、盟)进行了问卷发放。太多的人默默地为这项工作付出劳动。《金融研究》编辑部的郭建华女士的无私是无与伦比的,她不断地给30多个地(市)打电话,联系调研的地点与人群安排,奔忙于办公室与问卷印刷厂之间,甚至亲自联系邮局寄送问卷。同时,在刘佶先生一丝不苟地指挥下,王淑琴女士、毕志勇先生和李景农先生等也参与问卷的校订、装订和打包邮寄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高凤桐先生和人民银行上饶市中心支行的金邢平女士的支持，专门为此召开全市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议，以文件形式要求问卷发放和回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到2003年3月，各地问卷逐步反馈到总行,为了保证问卷的客观真实性，我们要求金融机构、企业和农户问卷以匿名和直接邮寄的方式快递给我们，亊后发现问卷效果相当令人满意——各方都能做到畅所欲言。
最后是观点形成。在大的观点和逻辑安排上，谢平先生在论文起始阶段就框定了研究结构,特别是给出了金融交易的额外成本、金融监管中的警匪一家、反腐设计中的“个人保险帐户”和一定要编制中国金融腐败指数等若干重要思想。 而这些观点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力量。在某些具体的观点形成上，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生任唐旭博士和《财经》主编胡舒立女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被吸收为本文的主要观点之一。
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2003年初,福特基金会的Andrew Watson先生与我进进行了关于金融腐败的讨论，给予了大量国外一手的研究资料，并安排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保证了课题组工作的平顺运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袁中红女士、济南分行的辛树人先生、成都分行的曾宪久先生，在安排调研和反馈信息上的效率是令人惊讶与振奋的,这使我对人民银行全系统的工作效率感到自豪。山西朔州 市中心支行的樊吉先生、辽宁盘锦市中心支行的苏存先生和李扬先生,山西大同 市中心支行的杨庆和先生和杜斌先生、内蒙古岛兰察布盟中心支行的高兰根先生 和李丽生女士、内蒙古赤峰市中心支行的马中华先生、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的杨新 兰女等经常在电话中吿知他们正亲自督促农户、企业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如果说整个人民银行系统是一个大团队,那么我们的分析小组就是个具有顽强攻关精神的核心群体。为了分析问卷结果,从2002年1-12月，我申请借调了黑龙江省黑河市中心支行的何田先生到总行工作了大半年时间,他翻阅了监察局的有关资料,又协同分析了问卷数据,反复对比，严密论证。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基层金融工作的感性理解对我们思想的理性化，以及把结论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之后的模型设计和观点形成上,他给予了真正有意义的帮助。同样,2003年3-4月，我的助手,现于日本一桥大学就读的魏雷先生可谓呕心沥血,他把重达100公斤、两大编织袋的问卷汇总为毫无重量的Excel格式，这便利了我的数据处理,伹是他为此经历了连续一个月的不眠之夜。可以说，他是原始问卷的第一位(也许是唯一一位)读者,经常在凌晨2点左右发现了问卷回答上的问题,给我打电话征询处理方法。在无数个挑灯之夜,何田、魏雷和我的切磋砥砺使我们的思想逐步向真理接近。与此间时,我的另外一位助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王典娜小姐在英文文献整理、数据的集中处理和理论问题的及时发现与归纳上付出了大量艰苦劳动，我十分感激她的刻苦认真，十分欣赏她高度的研究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图书馆是我的工具宝库。在徐方女士的经营下,我发现该图书 馆与我所使用过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田书馆和英格 兰银行图书馆的藏书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们自己的图书馆,我能从Jstor上 检索到国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几乎所有腐败经济学文献的PDF全文版；能借阅到价值1000多英镑、1999年版、1600多页的百科全书式的《国际图书馆藏经济学关键性论文——腐败与非法市场经济学I、II、III卷》（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Eco nomics：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and Illegal Markets)1998年版的《腐败经济学》（Economics of Corruption)和2001年版的《腐败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而这些文献由于与中央银行工作并无直接联系，即使是国外中央银行图书馆也难得一见。出于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学术习惯,只有当我面对堆积如山的前人成果时,我才有一种踏实的心理感觉——才能确信自己工作的价值,才能避免夜郎自大地以为自己工作的“开创新”，才能避免不知廉耻地宣称自己发现了所谓的“新观点”,才能踏着前人的足迹寻找研究思路与方法。这些资料在我枕边、书包里、办公桌上朝夕相伴了我两年。
受《金融研究》编辑部刘佶先生、《经济研究》编辑部唐寿宁先生和《比较》编辑 部肖梦女士的热情协助，本论文的第二、三、四、五、六章和综述性成果已经或即将在《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和《比较》发表,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得到国内三家—流学术刊物的连续刊载于我无疑是一种成功,于各编辑部师长则体现了对学术的尊重和对后辈的关爱与提携。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经过肖梦女士的全力支持,本文的全文版权已经为《比较 >》收购，即将出版；且经过肖梦女士的大力推广,吴敬琏老前辈和钱颖—先生对本文给予了高度关注。
最后要感谢我的小朋友王颖。当我面对500多篇国外文献皓首穷经之时,当 我面对6000多份问卷的100万个数据所组成的硕大矩阵一筹莫展之际,她捧上的一杯热茶、低吟的一首歌曲总能让我暖意萦怀、抖擞精神继续工作。
跟随谢平先生做学问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工作关系能时时得到谢平先生的直接指点是我学术生涯的一大幸事。他的日夜教导和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让我意识到:学问做得好坏是次要的,能否有逻辑地做学问才是主要的；大胆假设是次要的,小心求证才是主要的；以学位赚取名利是次要的,无愧于学者的良心才是主要的。尽管谢平先生的门生中出类拔萃者层出不穷,窃惟愿以子贡之事孔子事先生。
这篇论文是用各位同仁的汗水和我的生命写成的。
搁笔心绪澎湃，泣下如潮。
二〇〇三年六月三十日
于北京大观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