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学需要自然科学的严谨，同时又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的洞察力。熊彼特说，如果重新来过，他会把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可是我们现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往往忘记了经济学本来的目的－－深化我们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内在规律的理解。
闲话少说，摘录费孝通先生的几段话，让我们感觉一下学问和学术的区别。
“这部分老知识分子大多毕业于抗战之前的高等院校。那时有不少学校有浓厚的学术
空气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在学校念书，也都有各自的爱好，大多能在博览各种书籍、广泛而又迅速地基础各门知识的基础上专门化。这种既有广泛又有深度，两者相辅相成的知识传递方式，使学生一走出校门就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尽管此后战乱不断，社会环境险恶，大部分人还是在科学领域作出了成就。可惜的是，全国解放后我们反对科学文化学习、传授的规律性东西不予重视。相反，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作院系调整后，文、理科分家，搞专科分院制。学习各门专业，不强调普通数理化的基础，更谈不上文史的基本知识。攻读文科的当然不了解当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的新发展。进入了一个专科就不管其他科目了。学的规章制度还限制了其他方面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过去清华、北大的课程就不像现在这样限得死死的，那是鼓励学生在学完必修课的基础上跨学科听课，窗外台上都有人爬着听课。只要学校承认你是它的学生，听那门课都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空气自然也就浓厚起来。大家碰头就能谈论交流，念人类学的遇上语言学的马上就会说到一起去，和学生物的也能讨论一番。“
————我们这点东西，提鞋都不配。羞死羞死。
“所谓学术，就是人对宇宙实体的认识反映，物质和精神世界本身浑然一体，并没有分门别类。当然人在认识它的时候，要有先后次序；人们之间还要分工，各有偏重，但是认为分割的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把这种分割绝对化，单刀直入，只专一门，在某一个孤立点上做学问，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世界存在的奥秘，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学术成就可言。比如写文章应当学会写杂文。学术研究也应该搞点“杂文”。“杂”，就是多样化，多种学科的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会贯通，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有学习和研究的深度。”
－－－－这是真正的大家之言。觉得老生常谈是吧？可是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不得不说明一下，这里说的“杂”，绝对不是萧敢反对的那种什么基础没有，一顿联想的“杂”。（这个基本的问题还要说明，实在是悲哀。）
“当年，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底子就不是现在一般大学生的底子。我学医预科是准备上医学院的。那是医学制度要求两年预科、五年专科。预科就是打底子，包括自然科学的底子，如物理、化学，主要是生物、心理。还学哲学、逻辑、外文、国文，国文里还有版本学。我是在这个基础上转入社会学的。社会学念了三年又转学人类学。”……………“总之，应该是在广泛的学术基础上去搞专门学科的，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进入研究阶段。基础与专题研究犹如学与习的关系，基础强调“学”，研究重于“习”，学多了才能论及“习”。学习二字，学字当先。研究一门学问，一要讲基础，二要讲主观能动性。我在上研究生期间，老师只给出题，出完了就让我自己做，平时很少见面，老师只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来我的研究室检查我的工作。我的资料都摊在桌上，他看了看，没有问题就走了。有问题给我留个条，上面写着“重做，错了”，也不说错在哪里。我的重新把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做出来的结果再做一次。为了找出错的原因，我开动脑筋。老师并没有给我一套现成的公式。怎样答题，怎么改错，从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久而久之，我懂得了做学问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的道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一生中所做的研究都离不开那时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当然有问题。特别是每个题目都有标准答案。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异其趣。“雪化了是春天”就是不对，老师不能处理聪明活泼的学生的灵感，只知道压制。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有标准答案，习惯了不思考，只背诵，考过就忘记。可能有人以为自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在这种体制下学习，有些影响要清除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狠狠地“解放思想”，也就是坚决地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我把这一点提出来和大家共勉。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比过去复杂得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现有的知识微不足道。可是现在许多大专院校仍然是文、理分科，隔科如隔山。教学方法还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知识面越来越窄。近年来，我们是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但先进的科学文化又引进了多少？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是过去从苏联搬过来的，现在苏联改了（－－注：这个讲话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说的，那个时候苏联就已经改了），我们还是那一套。看来，我们并了解别人，也不认识自己。”
－－－－教育体制我们改不了，也没有必要成天对教育体制口诛笔伐（虽然批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在历史上看，也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找出它的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人类社会什么时候是一片光明过？我们现在至少能吃饱穿暖，没有大兵压境，没有做亡国奴，在学校学习的同学，即使学校什么也没有教，也至少有好几年可以比较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和条件。陈寅恪、费孝通、钱钟书、钱学森那样的学问我是打破脑袋做上七八辈子也没有希望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境界。我们应该向向日葵那样，虽然不能达到太阳的高度，但是不妨碍它一心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