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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
在中国，对农民工的调查基本上是社会学家做，好像经济学家对这个题目不特别感兴趣，农民工的问题也被认为是社会问题和权益保障的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工现象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极大的影响。中国统计局在2008年底的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有2.3亿的农民工。中国农民工对中国的产出起着巨大的作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税收，但得到的公共回报和贡献完全不成比例，他们的消费增长速度也非常慢。如果要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在此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提到农民工就会牵扯到城市化。如果看中国城市化指标就会发现，2000年是一个拐点，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非常有意思，我们一般会认为城市化带来中产阶级的壮大，带来收入的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但从中国宏观城市化的数据和宏观消费数据看到的状况恰恰是相反的。
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正是消费和内需的下降。宏观经济学家对中国内需不足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强调中国的储蓄率，另一个是强调中国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低是因为东亚文化强调储蓄，但韩国和日本也是东亚国家，消费占GDP 的比例也远远比中国高。虽然今年中国社会零售增加了15%，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但中国的社会零售相当大的部分不是家庭消费，而是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机构消费。
再解释中国消费下降的问题，一种理论认为，是谨慎性的储蓄和社会保险不足造成；另一种理论认为，谨慎型的消费主要是因为收入过低，而不是因为储蓄过高。我比较赞成第二种观点，中国消费下降是因为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严重落后于GDP的增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消费比例都比中国要高15%-20%左右，那些国家例如印度也并不是都有很发达的社会保险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7月一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现象，就是中国家庭储蓄率并没有提高，而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提高了。
此外，在我看来，中国城市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土地是公有的，是政府控制的。如果这种城市化通过大规模土地扩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行政性的城市化，而不是经济形式的城市化。像这种行政性的城市化，对居民收入到底有什么影响？肯定正负面的影响都会有。正面的影响就是农民工的影响，但这种收入的增加完全是一次性的，一个农民一旦转成工人，收入有非常大的增加，但变成工人以后工资的增加非常难。另外，因为农民工的廉价，也提高了城市居民实际的收入。
我们的研究还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某些政策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其中突出的是户籍制度。我们调查中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这一批农民工的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也非常强。他们的储蓄率是40%，当问到农民工为什么要储蓄的时候，他们的回答中第一位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位要回乡建房子，他已经在城市里住了十几二十几年，但还期望要回到农村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城市化步伐加快，公共产品提供也应该速度更快才对，但恰恰因为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的提供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速度。
中国城市化是一次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加的幅度非常大，但问题是没有连续性增加的预期。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收入不足。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家电下乡，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政策调整在我看来相当紧迫，如果你不增加农民工的收入，想增加他们的消费几乎不可能，而第一位重要的政策举措就是取消户籍制，同时在农村开放金融，使农村居民至少有一个选择，例如他们可以去创业，也可以到城市去打工。另外结合取消户籍制，还要大大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原载于2010年第八期《中国与全球化研究》，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授权发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发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智库型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