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明确表示，“不管怎么样，今年必须拿出东西来，收入分配不能总是空谈”。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开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
从我国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上看，存在着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企业差距和区域差距，基尼系数一直在上升。
一般来说，人们更注重人际、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忽略了要素间收入差距，即劳动力、资本和权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说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差距，而要素间收入差距往往决定了其他方面的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所占的份额过低，制约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1988年最高占70.5%下降到2007年占59.1%，同时政府分配占比则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企业占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1]。
诺斯指出，要扭转“路径依赖”和突破原有“体制锁定”状态，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策的变化。
追本穷源，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两个关键环节入手，调节政府、企业和居民分配才能起到良好的实效。
在初次分配领域中：
主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目前人保部和国资委进行相应调研和研究。
主要建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通过向社保基金划转权益、向公共预算调入部分收益等方式，建立居民分享国有垄断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
一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目前国有股权划转已获批，这预示将来与股权相关的其他收益也有可能部分划入社保基金。
二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调入公共预算的国企红利规模，可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支出。目前财政部和国资委就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正在研究当中。
这两项需要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管理办法，并使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
三是对国企、金融机构高管收入的规范。还要建立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制度，健全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逐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在收入再分配环节中，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对城镇居民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意味着纯收入的提高。
目前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2008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高6个百分点，但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0%左右。此外，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3.33倍，而这一差距在1978年是2.57倍，2000年也只有2.79倍[2]。
从要素间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局限在人际之间简单的“劫富济贫”，即通过征收高税费，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方式，而是要把政府的收入和财富向居民和企业转移，减轻他们的税费负担。
这其间税收政策起关键作用，可以对收入分配起到提低、扩中、限高的目的。
目前，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调节收入差距的税种比重过小或未开征，税收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一是调节个人所得税。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主要收入来源，目前工薪阶层缴税占个税总额的60%以上，而对资本利得减免征税如股息免税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目前应该加快推进综合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增加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以及教育、医疗等费用扣除标准，降低中低收入居民和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
二是适时开征物业税。加强对高额财产转移的税收调节，适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
三是开征社保税。社保税的意义就是把现在由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保费改为税。之所以要改是因为，社保费存于个人账户，国家不能挪用，但如果是社保税那就要入国库，国家可以通过预算支配这笔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
目前，社保费存于社保基金个人账户，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工资低，个人享受的社保额度就少，工资高，社保费也高，这无疑使得收入差距再一次拉大。
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垄断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财税政策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是难度最大，但又是调节收入差距效果最好的几项。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所需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由外界强行植入一个新的制度和技术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发展过程中再逐步内生化，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大有希望的。
（本文参考中国日报网，4月10日《中国发改委：收入分配不能总是空谈》）
原文网址：http://space.efnchina.com/user1/4363/138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