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政府连连颁布各项政策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一时之间“就业”成了继“非典”之后，人们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人们看着电视、报纸，听着广播，瞅着身边忙忙碌碌、四处奔波、满脸疲惫与失望的毕业生们，不禁失语，纳闷着昔日的“天之骄子”究竟是怎么了。
在日前《新闻周刊》上刊登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对2000位公众的问卷调查中，有72%的人认为是扩招造成了目前大学生就业的难题，是所调查各种原因中被选择最多的。难道真是扩招惹的祸？当前大学生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吗？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就真的发展到了如此普及的程度吗？有理性的人们在心中都不免会问上这么几个问题。
扩招=过剩=失业？
一谈到大学生目前的就业危机，人们就不禁认为是扩招惹的祸；之所以会这样想主要是由于4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以致人们只是通过简单的供求计算就推出了这样的结论。到2002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本科生719万人），比1998年提高了1.7倍之多，如果单从在校生的绝对数量来说，中国已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与中国相比，美国在1969年到1997年的27年间，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才增长了79%，达到近15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的时间走过了美国27年的历程，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于2008年才能实现的15%。所以境外有媒体曾批评说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那么中国大学生的人数是不是真的多了呢？与其他国家相比，有13亿人口基数的我国高教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拿我们的周边国家来说，菲律宾的大学入学率是31%，泰国是35%，都比我国高了一倍多。而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像美国就在70%以上。
既然我国大学生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规模都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今年这样百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有很多人已列数过诸如非典的短期影响、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之类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些都只是外部的短期因素可以通过市场来自发地调节，而从长期来看由“精英情结”的择业心理和劳动力市场条块分割造成的“制度藩篱”所构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心理—制度架构才是根本的因素。
择业心理中的精英情结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什么“学而优则仕”等等，这些传统的儒家思想所编织出来的“精英情结”深深地束缚住了人们的观念。到了现在“上大学=成功=社会精英”这样的单向思维便成了古时读书走仕途的现代翻版。本来人人读书上大学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形成上大学是成为社会精英的充分条件这样的认识时，人们的就业心态就会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
而中国家庭中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光耀门楣”的观念，更是加重了千辛万苦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们“精英情结”的“泛化”，以致他们觉得没呆在大城市找到好工作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必定会从精英阶层向大众化普及。于是当“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时，社会价值取向的单一、白领文化的推崇和种种不合理的职业歧视现象便出现了。在这种情形下，上大学选专业时跟风都选热门专业，就业时“扎堆”都往大城市、白领职业里扎。最后便有了目前这种“有地方没人去，有人没地方去”的局面和“毕业漂族”的戏谑称谓（对未就业的毕业生的一种称号）。这种失业在经济学上称作自愿性失业（统计时不算作失业人口）和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可通过就业信息的透明化及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而自愿性失业就要求通过对大学生的就业教育和塑造成熟的就业心态来解决了。
市场分割中的制度藩篱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水平也在逐步地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已由过去的国家统一分配转变为面向市场公平竞争、自主就业，改变了过去“毕业即就业”的局面，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大进步。然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性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是每当市场进程受到其他制度性阻碍时便对其制度进行改革，这必然造成其他制度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就业制度上情况同样如此。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农村与城市的分割，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各地区劳动力市场间存在着制度藩篱。在我国，每个大学生在进行跨地择业时必须考虑其机会成本，因为一旦离开了就可能回不来了，户口、社会保障等问题都很难办理，所以很多毕业生都不愿到农村或一些小城镇去工作而是宁愿没工作也要耗在城市里，于是许多学生就大量积压在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户口、社保等问题所造成的制度藩篱导致了劳动力市场配置效应的扭曲，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其后果是地区间就业的不平衡，形成了局部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才饱和和其他大部分地区（主要是中西部）人才饥渴的局面。如果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健全的，是个充分竞争、均匀的市场，不存在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制度藩篱的话，劳动力就能充分流动，在此城市找不到工作可去彼城市就业，在城市不好找工作的就可以先去农村想回来时再回来，这样大学生就业应该不成问题。
要想最终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必须消除劳动力市场条块分割的制度性障碍，塑造成熟的就业心态，以形成一种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心理—制度架构，进而在此层面上推动就业体制改革及相关的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正如“非典”加速了我国公共卫生政策体系的建设一样，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危机必定会促进我国就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作者简介：刘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已在经济学消息报、江苏社会科学、国际会议论文集等报刊上发表过数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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