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现代经济学的中庸之道）
自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指出，经济学是一门“沉闷无趣的科学”（dismal science）以来，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名声其实一直不大好。例如，一些人将经济学与占星术相提并论，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经济学家与巫师几乎没什么差别。许多人还将经济的高涨与衰退，通胀与紧缩，甚至找不到工作等等，统统归罪于经济学家。近年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更是将经济学家推到了风口浪尖，许多人，包括不少政界名流都对经济学家发出了不信任和指责之声，认为正是经济学家出的馊主意，才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如此境地。
在中国，不少人对经济学家也颇有微词，认为经济学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济学家也常被卷到争议问题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一个被用来贬损经济学家的例子是，坐在出租车内或走在大街上，你可以轻易遇到一位跟你大谈房地产，甚至全球金融危机的人士，而这些人似乎与电视画面上衣冠楚楚的经济学家说的没什么两样。这确实有点大跌眼镜，是中国经济学家太多了吗？还是经济学的门槛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人都能聊上几句，是这么回事吗？
与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大可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来形容。依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培养方案，没有十年八年的严格训练，一个人是不大可能成为经济学家的。而且，即使接受多年的训练，也未必掌握了经济学的真谛，具备了经济学家的涵养。
几年前，有海外学者断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且不论此言引发的各种争论，但它确实说明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学的门槛无疑是很高的。学习经济学不仅需要大量令人畏惧的训练，如技术性极强的定量计算，但更需要的是直觉的培养。这里的“直觉”是指对经济现象的嗅觉和敏感程度，有点像灵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没有直觉，便不会有灵感，思想上的创新便无从谈起。因此，直觉对于经济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已有许多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经济学，但真正能在国际经济学界立足的人却很少，有望成为大师的人更是寥如晨星。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中国学者普遍缺乏自由驰骋的想象力，喜欢跟在别人后面做四平八稳的研究。由于缺少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进行长期的研究，从而确立一个学术门派。尽管他们掌握了五花八门的技术手段，但对于创新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经济学家的涵养体现在何处呢？让我们以几年前引起国人恐慌的“非典”，即传染病的控制为例来说明。世界卫生组织围绕传染病控制有多种定义，如根除、扑灭等。控制的程度不同，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也大相径庭。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或者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会认为，将导致传染病的各类病毒赶尽杀绝是最好的，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和付出怎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可以免除后患。但严肃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样的方式不是社会最优的。经济学家经过缜密逻辑推演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我们将传染病毒控制在某个特定范围（如实验室）就好了，切勿追求彻底扑灭的目标。因为欲实现彻底根除的目标，成本可能是无穷大的。换句话说，即使“不差钱”，能否实现根除目标，在技术上也是存疑的，此时，根除病毒本身便成为一项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使命。
世卫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经常反省全球公共卫生行动的得失。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为扑灭各种传染病可谓费尽心机，花费不菲，但成效却甚微。迄今，只有一种病毒即天花病毒被人类成功根除了，此外，世界各国控制各类传染病的努力大都失败了，如疟疾目前仍是不少国家面临的一种难以控制的疫病。也许正是经历过这些失败，才使得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者们对于控制疾病问题不再提雄心勃勃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谨慎务实的方案。
即使不考虑成本和技术方面的因素，严肃的经济学家也不会主张将病毒赶尽杀绝，这里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经常萦绕在经济学家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即不确定性，这使得经济学家轻易不愿做出极端的政策主张。因为当传染病毒被灭绝，包括实验室也不在存在时，即形成一个“缺环”（missing link），这个缺环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桥梁，特别是，当未来病毒是现有病毒的演化变种时，这一“缺环”可能会给未来的研究和预防带来麻烦，陷入盲区。毕竟，病毒也是一类生命。生物界物种灭绝的故事和引发的问题不胜枚举，如恐龙的灭绝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家其实并不喜欢盲目求大的目标，他们的建议其实非常贴近现实，也更为稳健和温和，也许还有些远见，他们一般不会提出什么激进的主张。
再以遍布中国各个城市的音像制品店为例，他们都以贩卖盗版碟片为业。在中国中等规模的城市，此类小店少则几百家，多则成千上万家，而主管部门是当地文化局的市场管理处。因人手不足，即使每天进行市场巡查，查处假货，轮换一遍也要几年时间。如果将此类售假者赶尽杀绝，则必须投入更多的力量，在“严打月”恐怕刑警和交警都需要临时放下手头工作来帮忙，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在中国，制售假货的行业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眼下解决起来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仅取缔这一行业带来的上千万人的安置问题就够令人头疼了。对于此类问题，经济学家给出的解决办法与上述传染病控制如出一辙，依旧是将制售假货者严格控制在某个区域，如这样的售卖行为肯定不能允许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当然，长期的根治办法只能是依靠经济发展，当百姓钱包鼓起来的时候，选择真货的人会越来越多，而购买假货的人会越来越少，于是，制售假货者可自生自灭。尽管这样的过程较为漫长，但却是经济学家给出的靠谱方案。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染病控制，还是打击假冒伪劣等公共问题，经济学秉持的大都属于温和的、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这或许正是现代经济学最为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正因如此，经济学家眼中的理想与普通人追求的理想有着根本区别，后者可能倾向于不计成本的穷追猛打，到头来还是因为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实现，经济学家的理想可能植根于现实，因为中庸，也更中用。从路径上看，折中的方案往往更接近于最优的方案，而那些极端的激进主张几乎总是与最优无缘。
让我们再回到之前的问题：经济衰退需要由经济学家来埋单吗？非也。经济好比一架庞大且复杂无比的机器，有许多非经济的变量左右和影响着这架机器的运行。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家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当今全球经济危机不应完全归罪于经济学家，而且经济学家也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
对于那些喜欢剑走偏锋，对世事持偏激态度的人而言，学点经济学不仅可调整观察世界的角度，多些中正与平和，而且还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拥趸，成为一名自觉的中庸者、折中者甚至和平主义者，这或许是经济学研究者的意外收获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王军毕业于清华大学，是经济学博士、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