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原是清末洋务运动留下的实业和金融遗产。1872年，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创办轮船招商局，以其加入到当时为外资所垄断的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业务竞争。航运意味着风险，从中世纪以来，金融创新多由航运领域的业务需求而催生。创建不久的招商局在1875年迎来了“福星号事件”，蒙受了巨大损失，为此开始筹建保险公司。这就有了招商局旗下的“仁和保险公司”，该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而后出任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经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1896年年末获准建立。
招商局创立伊始就引进了先进的股份制制度，仁和保险公司和中国通商银行的建立及做大发展，都可谓意义重大。不仅表明中国人可以引进、借鉴建立先进的治理机制，中国人可以办好近代意义上的实业、保险和银行企业，借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且有力的驳斥了针对中国人、华人、黄种人的种族歧视。在当时，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提出的（白种人）种族优越理论盛行于世，美国等国竞相出台了排华法案，中国和中国人均被定论为无法跟欧美国家和白种人开展竞争的劣等对象。
但总体说来，招商局及其创建的保险和银行企业，在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的经营发展，都处于一路坎坷。这两个时期内，招商局在体制上时而官办，时而商办，主导权、控制权频繁易手，经营中的风险控制等机制也很不完善，再加上实业、保险和银行行业内外资同行的倾轧，从而陷入困顿。1934年，仁济和保险公司（前身为仁和保险公司）退出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历史名词，招商局集团在内地的资产被重组为中国人民轮船公司，仅在香港继续沿用“招商局”名称。此后的二十多年李，招商局已经衰微到了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
招商局重振，或者说“重生”恢复发展的速度之快，反映出1978年打开国门的中国加快发展的急切程度。百年前，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筹建招商局及扩大业务经营时，阻力重重，为了获取当朝清流和权贵的支持，还不得不牺牲部分经营原则甚至输送利益，这影响了初生的招商局乃至中国航运、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对比起来，1978年起二次创业的招商局却获得了极其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因此创造了“蛇口模式”这一奇迹。1987、1988年，招商局创办了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分别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家不需要政府直接出资、完全由企业法人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第一家完全由企业发起组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延续了中国民族保险公司和华资银行的血脉传承。
三位资深传媒人王玉德、郑清、付玉合著的《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一书，翔实记述了招商局的两次启程，也通过对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企业的发展情况的全景式描绘，勾勒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中国金融业、航运等实体产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变迁的面貌。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精华在于中篇，即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创造出“蛇口模式”，以及接连孵化创办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招商证券并探索发展境外金融业务的过程（1978-2000年）。无论是招商局及其“蛇口模式”，还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招商证劵等，起步发展中都曾持续面临政策空白，一些金融业务的操作和监管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找不到借鉴；与之同时，还不能不注意金融风险。令人欣慰的是，这段时期内，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招商局、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的领军者们，都切实负起了责任，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国家已有的成熟金融业务，并稳妥开展金融创新和多元化尝试；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兼顾引资和引智。这段二次创业历程，不仅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了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新中国改革开放编年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一书还介绍了招商局自2001年至今，顺应经济大势与金融行业变革的形势，所开展的整合、转型、创新。招商局和平安集团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混业经营金融集团公司，建立起了跨业金融平台，提高了经营水平。而这也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已经初步适应国际竞争和发展要求，印证了改革开放国策、国家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决策、不断推进金融多元化和创新发展政策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