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建永
许多人向我推荐了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我去千禧职工书店刚报了书名，书店老板随即便说出了作者名字。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一位同事过来告诉我，吴晓波的书不易买到，观点很尖锐。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确见功力。行文简洁，观点鲜明，中国数千年的经济变革史，被作者浓缩于250页的篇幅之内。他着眼于变革，着墨于创新，沿袭旧制的一笔带过。古代经济变革主要集中在数次以变革人物为名的变法上，如管仲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本书就是以变革人物为纲，串起两千年的经济变革史。
我惊异于历史上的管仲变法。2600多年前，经济大师管仲的经济发展理念和政策，居然与近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如出一辙。这太神奇了。
管仲强调“以商止战”，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国家社会财富，达到富国称霸的目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国家层面主抓“盐铁专营”，其他行业全面放权，鼓励商品经济，刺激民间消费。
管仲治国的理论出发点是“顺民心”。怎样才算“顺民心”呢？他说：“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质言之，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这其实是一条和平演变的道路。通过繁荣经济，壮大本国实力，再以经济优势，渗透到各诸侯国，使各国俯首。管仲的治国理念，比墨家、道家的“以农止战”，法家的“以战止战”，儒家的“以仁义止战”，以及明清两朝的“以闭关锁国止战”等治国理念，都显得务实而高明。
吴晓波高度称赞他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是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吴晓波认为，先秦社会是非常重视商贸的。士农工商只是并列而言，并无排序前后轻重之分。但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以管仲为代表的重商的治国理念，被以儒家经济思想占主导的意识形态“谋杀”了。
在秦汉之后，儒家的农本思想取得了无可动摇的地位。中国进入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
即便如此，在宋之前，历代王朝仍然是充满自信的，开疆扩土，雄视天下。这段历史，追求统一和扩张并举。
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后。王安石变法是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吴晓波从两个层面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意义”。一，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退维谷；二，在社会制度创新上，东方开始落后于西方。当是时，中国改革重点依然在于强化政府的管制能力，而欧洲出现了限制君权的法权思想，欧洲人开始自觉探索法治社会。
以王安石变法为分割线，中国从一个开放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闭关锁国的国家。稳定压倒一切。之后统治者在维稳的世界里，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直到西方的洋枪大炮，攻破国门，中国才被迫重新走上变革之路。
变革之路异常崎岖。晚至1978年，中国才慢慢和计划经济告别。
在发展中，又出现了中国经济治理的经典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局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吴晓波觉得决策层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冲突，但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
放眼当下，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基调，是朱镕基定下的。1998年，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中国经济打造出“三驾马车”。它们分别是启动城市化建设，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三驾马车”创造了中国12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CPI长期低于3%，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
吴晓波认为，时至今日，中国仍未走出朱镕基布下的局。
不过，“三驾马车”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例如房地产市场化后，80后、90后一代不得不“透支”未来二三十年的生命来换取一套房。从这个层面来说，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在“黄金时期”所得甚微。
这是一本没有结论的书，正如书中所言，“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本书也是如此，作者的观点摆在那里，但是，同样的文字，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阅读体会。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