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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地景》等著作到去年出版的《赤裸都市》，朱津一直试图为沦为“权力地景”边缘的旧有小区发声，批判中心权力改变城市空间的运作，《权力地景》展现了“被地景化”的小区悲剧，这是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无法回避的现实。
探讨城市空间变化的讨论随着后工业化及后现代时代的来临而越见明显，地理学家戴维·哈卫以“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作为后现代的特质之一，这种压缩针对上一代福特主义的僵化制度，涉及资金及空间支配权的流动，这些问题都是《权力地景》作者朱津(Sharon Zukin)要探讨的问题。但朱津也看到空间变化并未能恰切地描述今日经常产生的权力转变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故以“地景”(landscape)取代“空间生产”来描述今日资本累积的景观。
作为社会学家，她更关注“政治—经济权力”以“文化”之符号形式作为空间权力入侵的策略，而“地景”这种涉及“文化”的视域概念，是一种处于“市场”和“地方”之间的中介物。作者从社会学著作中重拾这个充满视觉艺术和地图绘制意味的概念，并加上一种抗拒实质环境的定义，认为重新绘制地景意味着扭曲、抹灭和重新排列地理以迎合观看者喜好，这种关涉视觉经验的转变，背后牵涉到“经济—文化”权力。如果将原有“风土”支配，改造成淡化原有地方特色的“地景”，《权力地景》的讨论将视域、空间、社会关系及经济权力连结在“地景”的操作上，因而丰富了社会学的剖析。
这种过程的特质诚如作者在第一章所说：“资本创造并破坏了自身的地景。”这是一种“创造性破坏”，透过建设崭新的商业建筑及消费场所来实现，过程中亦重整了社会阶级的关系。朱津引用了社会学家欧格纽(Agnew)从文化人类学家透纳(Victor Turner)的“临界性”(liminality)概念延伸的“临界空间”，这种“居中”地带被作者引用来描述在再结构趋势下经历“临界过程”的内在地景，它们充斥于世界各地人们眼中的城市风景里。这一概念颇能契合后工业社会大众在都市地景转型时经历的心境变化，包括中产阶级对昔日风景的缅怀，及就业结构转型期间下岗者的彷徨心态。朱津引用后现代美国小说，如德里罗的《白噪音》、厄普代克的《兔子富了》及渥德的《瑞德·贝克》，说明在这种独特心态背后，表明了社会灾难和个人生活悲剧与同一事件相扣连，传统地景之被新地景取代，也意味着原来工作岗位的消失。
《权力地景》立意宏大，它企图整合后工业时代的地景变迁中呈现出阶级压迫及原有风土的消亡，作者亦充满野心地声称：希望整合空间与时间，并使其融入社会模式的描述和解释，并“追求涵盖一切的概念，同时能表达世界经济的断裂和整合。”但作者仅以美国从烟囱林立转变为以超越市场、购物中心及办公大楼林立的景观的转变为观察对象，并以五个例子来阐释这种结构转变的实质内容，然而这些例子无一不是美国的乡镇地区。这对整体性讨论带来一定的局限性，但就资本再结构过程的剧烈程度而言，现今欧洲似乎无法像美国般提供许多传统工业重镇沦为“地景”的绝佳例子，只有在美国才能展现出工业资本主义大起大落的整体图画。
第四、五章就是西维吉尼亚州的威尔顿和汽车城底特律的钢铁工业城镇衰落史，由于钢铁业是现代工业的支柱，这两章就变得充满意义。在美国，工业化引起大量外来人口聚居于许多工业重镇里，其中以钢铁城市为最显著，这些城市的居民曾经历了二战以后的荣景时期，到了七十年代却遭遇外贸逆差及后工业转型期的打击，很多钢铁公司面临倒闭命运，这涉及到钢铁工人的生计；但作者指出，只有芝加哥、纽贝福和扬克斯这些城市曾立法试图阻止公司关闭厂房。由于钢铁业无法整合厂房及生产机器，所以大部分钢铁城市都遇上了后工业时代的“地景”入侵。
位于西维吉尼亚州的威尔顿事实上是一个“和谐”的工业城镇例子，该镇由于较全国为高的工资水平令该镇劳工享有相对优裕的生活水平，亦远较全国其它地区的劳工温驯平和，它的工会仍一直严防激进分子渗入，工人也从未罢工。可是当他们面临七八十年代的结构转型时，工厂无可奈何必须倒闭，工人被迫以收购工厂来挽救自己的生计，只能向金融圈借贷，结果以牺牲劳工权益为代价，而很多工人事实上承受不少退休金缩水或丢掉饭碗的风险，故收购过程漫长艰苦。
当然，像威尔顿这些不屈服于从“工业地景”沦为“消费地景”的例子并不是很多，作者告诉读者，在60哩外的匹兹堡炼钢霓虹灯招牌地标，最终亦被迫关了灯。威尔顿的幸运很大程度上是融资的结果，像汽车城底特律的麦克路斯钢铁城，就因为得不到融资，结果要由地方政府介入。当政府发现这些工业城镇的原有经济价值比不上商业地景，其经济政策自然倾向于改建为高尚住宅区、购物中心及办公大楼。当然，这也是全球各地发生的事情，但对社会低下阶层，却又带来十分显著的影响。
当“地景”毁坏劳工住宅区的风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所谓“缙绅化”，或“高档化”的现象，这意味着低收入阶层的住宅被地方精英或中产阶级的高尚住宅入侵，连带附近兴建更多高档商铺及购物中心。书中将“缙绅化”视为一种中心城市的经济权力扩散，换言之，市中心区域往往是最早及最容易实现“再结构”或“创造性破坏”的地带，真正具抵抗力的地区往往是工业城镇的区域。但书中的剖析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便透过工业重心北移，高速地实现了“工业地景”的“缙绅化”，而且大量纺织业及制衣业女工转变成服务业及白领劳工，然而随之而来的“缙绅化”趋势，亦催生了“地产霸权”及今日政府的旧区“重建”及“活化”政策，还有随处可见的商场化转型，这些政策及景观变迁对旧区居民的影响都可以用朱津在《权力地景》中的论述来阐释。
朱津在《城市的文化》中，将文化视为经济权力运作的意志，缙绅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崭新建筑，如新型购物中心及商厦等，都是“政治—经济”的文化权力象征，《权力地景》亦透过迪斯尼乐园，及连带衍生的旅馆和高尚购物区。迪斯尼世界连同背后的“超真实”(hyperreal)特质，甚至被鲍德里亚讨论过，它可说是“政治—经济权力”藉由“幻想”而营建出来的“权力地景”，这种幻想涉及整个地区的重新规划，为建造邀请人们逃离真实世界的娱乐幻景以生产大规模消费，其代价为毁灭整个地带的原有小区及风土。放眼世界各地，许多旅游景点均经历着这种打造“权力地景”的缙绅化过程，其过程亦为以崭新“文化生产”形式进行的“政治—经济”权力运作，在这种“文化资本”背后，是国际化资金的流动，而迪斯尼世界及旅游景点亦力图表现出丧失真实地域性的含糊文化面貌，为了市场的高速度运作，权力操作往往断送了“地方”特色。
从《权力地景》等著作到去年出版的《赤裸都市》，朱津一直试图为沦为“权力地景”边缘的旧有小区发声，批判中心权力改变城市空间的运作，《权力地景》展现了“被地景化”的小区悲剧，这是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赤裸都市》中，作者回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的努力。在《权力地景》中，作者也像雅各布斯般，关注到这种“创造性破坏”对公共空间的摧毁，“地景”也关乎公共空间的存废。这将地景问题从抽象的都市空间提升到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层次，证明城市空间的转变并非纯然是资本空间的重组，它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