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翻译出版的格雷什科维奇的《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一书，可以被视为对2006年新政治经济学两位新星，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专著《民主与独裁的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译作《政治的经济分析》，此处且按其原意直译）的一个有益扩展。在《民主与独裁的经济起源》一书中，作者的直观经验大部分来源于拉丁美洲，全书的主线所在，也紧紧围绕着拉丁美洲的民粹特质而展开。与拉丁美洲政治的民粹特质相连的，是严重板结化的社会构成，或曰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民众的对立与隔膜。政治学对于拉美政治的学术关怀之独一无二，不仅仅有其文化和地理原因，而且也是出于对拉美政治现状独特性的考量：自19世纪起，民主制度就开始在拉美扎根，但历经百余年却无法成熟，这一过程中拉美也映照出民主制度的另一个极端面，民粹主义。
拉美民粹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攫取政治权力之前，政治家许诺通过政治手段对拥有投票权的选民进行贿赂；当取得了政治权力之后，为了维持选民持续地将选票投向同一政治家，又必须不停的对选民进行经济回报。问题在于，对大部分选民的回报在长期内应大于选民的纳税额，而在没有外来财富的情况下，一国的财政状况并不能长期的支持起这样一种对大部分选民进行贿赂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5、60年代开始的拉美各国经历的多重民粹化浪潮具有代表意义：民粹政府往往先是以再分配政策开始，当再分配政策开始失效时，便转向货币政策，这其中还很有可能经历了大举兴借外债的阶段，最后往往是爆发伴随着财政破产和高速通货膨胀的政治危机。
格雷什科维奇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中所要求解的问题就是，当90年代初东欧社会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经济全面衰退后，具备了与拉美民粹政权相类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乃至习俗传统时，为何民粹主义没有成为一种解决方案？
相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拉美政治状态的形成虽然存在大量的争论，但是，集中的焦点都着眼于两点：第一，拉美国家的财富结构严重失衡，往往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以及财富集中在有限的富裕阶层手中，而欧美社会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则非常少；第二，拉美的政党没有小集团意义上的代表性，并不能构成当地选民或者某个特定选民团体的政治代理人，借用中文语境来说，就是没有“深耕”。这两个条件中，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的文献近年来大量出现在中文语境中，类似的研究（例如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也被推进，但是，对中产阶级的理解主要还是建立于中位投票人的假设上（Median Voter Theorem）。也就是说，假设中产阶级的偏好是温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那么，一个数量上占选民优势的中产阶级可以使得政治政策不过于激进或者保守。同样的，对拉美政党的研究，大部分情况下也与中产阶级的缺失相联系；在没有数量上占优势、偏好温和的中间选民阶层的情况下，政党的政治主张需要迎合占多数的中下层阶级选民，才能赢得选举。而一般政治理论都假设中下层阶级的偏好简单的偏向再分配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雷什科维奇的问题可以被复述成，为何在东欧剧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的东欧选民，没有选择民粹倾向严重的政党？不仅如此，格雷什科维奇还发现，就算是那些在政治上民粹倾向严重的东欧政党，在经济政策上，其主张也附和新自由主义如后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说，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事实上存在着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社会共识，而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并无立足之地。在此书中，作者采取了简单化的设定来解释自由化经济政策和公共选择的关系。首先，作者假定了自由化政策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自由化政策在长期内有助于东欧经济发展。并且，沿着这个假设，作者假定参与行政管理的经济专家（并不是外国顾问）了解自由化政策的这一长期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假设了东欧民众，也就是拥有投票权的公共选择主体，对于自由化政策的长期效应并不了解。在这两个假定下，只有两种可能推论：一、东欧转型过程中的公共选择并无理性可言，其转型成功纯粹是运气；或者二、有其他因素在左右转型期的公共选择过程。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将转型问题纳入到了政治分析的轨道，试图用转型期的特殊政治安排来解释东欧的公共选择过程，这一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但解释力尚有不足。但另一方面，单纯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求解格雷什科维奇的问题上也是较为无力的；相对应的，施莱弗和维什尼曾经提出过一个来源于奥尔森常驻匪帮论的二元社会的假设（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亦选入中文版《掠夺之手》），并且，这个假设被纳入到了阿塞莫格鲁等人的分析框架中。施莱弗和维什尼假设，当一个社会中只存在两种角色——生产者和掠夺者——时，社会的均衡状态是掠夺者并不将生产者掠夺一空，而是让生产者保留一定的产出，使得生产者有激励继续生产，从而保证社会不会崩塌。把施莱弗和维什尼的这个假设引用到一个带有投票权的选举社会中，那就可以发现，如果一个社会中非生产性阶层可以用投票权来剥夺生产性阶层的财产，那么，非生产性阶层的理性选择应当是，剥夺部分的产出，但不至于捞过界而导致生产性阶层停止生产。
从奥尔森开始，这一生产者——掠夺者模型就被广泛的引用，特别是在拉美和非洲政治的相关研究中，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拉美和东欧社会是否都具有同样的生产者——掠夺者结构？在这个角度上，如果考虑到拉美和东欧社会的资本和收入构成，则会发现，拉美的产业资本，尤其是制造业在社会财富总额中相对较少，比如，阿根廷的传统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约为15-16%，而这个数字在德国为35%，在波兰则达到了约40%。如果把视野放宽到整个拉美和东欧，就会发现，除巴西外，拉美的传统制造业比例都较东欧社会为小。换句话说，在拉美社会中，生产者的角色与被掠夺者并不一定完全重合；以委内瑞拉为例，该国国有石油公司2008年收入达到962.42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三分之一——在整个拉美，相同的例子并不鲜见，如秘鲁等国，其收入结构中矿产、农业均占较大比例。也就是说，拉美社会并不具有一个与生产性领域高度相关的富裕阶层，相反地，拉美社会主要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来源于资源性产品。那么，将生产者——掠夺者模型用来解释拉美政治现象的主张就很有可能站不住脚，因为这个社会中大众通过投票再分配的财富，事实上是租金性质的资源性收入。对这一财富进行再分配，并不会影响到将来的财富收入。
另一方面，对于中产阶级缺失与否的讨论，事实上也和社会中的生产性资本息息相关。假设在某个社会中，如果其存在一个数量上无法被忽视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个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之间并不存在经济纽带——也就是说，中产阶级不是为富裕阶层打工——那么富裕阶层财富的再分配对其他阶层来说将会是社会的最优选择。因此，关于中产阶级温和政治偏好和社会减震作用的理论，实际上是建立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中产阶级和生产性资本紧密相连这个经验事实上的。这一理解如果置入到格雷什科维奇的问题中去，可以发现，虽然在90年代初东欧经济衰退，但是其主要优势政治力量都是与生产性产业相关联的。以波兰为例，团结工会本身就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政党，在转型前后所主要推动的都是自由化政策（相反的，波兰农民党在90年代初就转向反自由化政策）。
格雷什科维奇对于东欧（特别是匈牙利）的描述说明了，从经济政策形成的角度看，中产阶级并不是自由化和其他温和政策的必要条件。在不存在一个数量上占优势的中产阶级的条件下，足够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和劳工阶级同样可以使经济政策远离激进再分配方案。从东欧、特别是中欧的转型历史来看，自由化的温和经济政策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往往是自由化政策刺激了资本积累（外资和小企业）和劳工阶级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使得平均收入上升从而产生西欧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中上阶级（Upper Middle Class），这一点在中欧国家尤为明显，例如捷克。
生产者——掠夺者假设在政治学上可以作出两种引申。首先，即使一个社会内存在着一个有能力使用公共选择过程来获取政治租金的阶层，只要其预期收益可以得到保障，这个阶层仍然可能释出短期利益来获得长期收益。这一引申可以被表达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政治转型过程可能相当平缓，而且成为多赢局面（WIN-WIN GAME）。在传统上，政治学中会将政治转型作为一个零和博弈来处理，但是，如果政治转型能够转化为长期的经济收益，并且保证参与转型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能分享这一成果，那么，转型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正和游戏。格雷什科维奇描述的中欧转型就符合这一标准：政治转型保证了经济政策的自由化倾向，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有助于建立市场规则，从而在长期内提高人均产出。
其次，制造产业的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可能长期被忽视了——小岛清在70年代就已经在经济学中提出过类似假设，即雁形说（KOJIMA，1978）。在雁形说中，由于国际间的资源如人力、土地等存在着价格差异，所以当先进国家进行产业升级时，其淘汰产业可能在周边国家的资源价格条件下仍旧可以赢利，所以淘汰产业会转移到周边欠发达地区，于是产业的代际转移以地理分布在国家间发生。如果考虑到生产性资本在转型中的角色，东亚地区政治转型的时间表事实上与这一地区的产业转移是相符的。比如，东亚最早接受先进国家淘汰产业，并最早跨入中等收入集团的台湾和韩国，其政治转型之路也最早开始，而定位于金融、服务业和转口贸易的新加坡，虽然人均收入远高于台韩，但其威权政治尚无转变的端倪。相对的，出于产业转型第二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则正处于国内政治转型的变革期。
值得注意的是，《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预设的前提就是，政治转型开始时，集权体制已经崩溃，公共选择的工具就是民主选举。这一预设和作者的结论所暗示的是：民主制度本身所提供的，是一种以投票来进行妥协或凝聚社会共识的手段，是工具性的。那么，作为工具性手段的民主制度本身，在本书中是不带有价值判断，而只有效率性问题，即用民主制度来达成社会妥协的成本。既言之妥协，就包括了收入和机会的转移，也就是高收入阶层用转移支付来收买和安抚低收入阶层。但是，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和格雷什科维奇的《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又强调或描述了东欧和南美政治转型中民主制度的不完美，或称之为劣质民主（defect democracy）的现实状态。也就是转移支付不作用或者作用不健全。从工具的角度看，格雷什科维奇在书中描写的“劣质民主”并没有妨碍中欧社会的经济自由化共识，也没有抬高社会妥协的成本——相反的，贯穿此书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中欧社会的“劣质民主”降低了社会对于经济自由化可能出现的抵抗力，使得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平滑。
基于东欧与南美政治转型的比较研究，有理由认为，从生产性资本，以及与生产性资本相关联的社会阶层来理解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联较传统的精英——大众理论（the elite - great mass theory）要来得直观。当社会的主体财富是生产性资本时，即使在经济萧条时，生产性资本对于制度环境的要求，还是可以使得理性的投票人偏好于稳定和开放的制度环境。从拉美的现实状况看，当资源收入而非生产性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时，其财富与资源收入相关的富裕阶层，显然对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等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要低得多，而相反的，低收入阶层由于对于再分配的需求也强的多，那么社会中的两个阶级的紧张程度也要强的多。如果把视野放宽，把欧洲现代政治史和东亚现代政治转型纳入到这一框架中，则其结果应更具吸引力。
[匈]格雷什科维奇著：《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2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