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猴子学会使用货币以后，耶鲁大学的陈教授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猴子社会的卖淫行为。
《超级怪诞经济学》
[美]史蒂芬·列维特
史蒂芬·都伯纳著
William Morrow
2009年版
阅读美国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 Levitt）和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的《超级怪诞经济学》（Superfreakonomics），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原来，这本书开头的第一章，主要是叙述一些经济学家对于美国“卖淫市场”的深入研究。既然是“卖淫市场”的深入的研究，许多“卖淫市场”的“专业术语”，就一再出现，会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舒服，更不用说在时下严厉的清污整肃中，这其中许多术语如果出现在网上，都会被屏蔽。
可见，阅读这本书有一个“进入门槛”，并且还不低。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诀窍，怎么把这本书读下去。那就是每当那几个世俗看来未免肮脏的术语进入视线的时候，首先马上在认知上把它们切换为A、B、C、D这样免却好恶和褒贬的中性符号，只接受随后关于这些A、B、C、D的统计数据。应该说，这样做并不容易，不过至少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然后才得以成功阅读。但是我相信，要是不管怎样你能够硬着头皮读了它大半章以后，就不再容易把这本书放下了，特别如果你是一个很想了解新兴和时髦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读者的话。说实在，后来不容易放下，也正是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而我对于阅读新书，非常挑剔。
所谓“怪诞”，只不过是超乎习惯和传统的经济学讨论的意思。序言的标题是Introduction: putting the freak in economics，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两位作者就是要把这些超乎习惯和传统的“怪诞”经济学研究，“放进”普及版的经济学叙事里面，介绍给读者大众。为此，他们完全不谈世界金融危机这个似乎在这两年最热门的话题，声言集注于别的一些更加有趣的“另类”经济学素材。我相信几年以后，时下充斥书店的那些谈论世界金融危机的鸿篇巨著，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怪诞经济学的这部普及著作，却能够可持续地体现它的认识论价值。
序言很长的怪诞结构
这本书的结构，也有点怪诞。关于这点，我指的是它的序言长达十几页。不过我要说，幸亏两位作者颇费苦心地安排了这么个长长的序言作为开头，我们才不必马上面对第一章那些读者通常都不愿意看到的卖淫市场专门术语。事实上，这个序言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精彩内容。
序言首先告诉我们，酒后步行回家，比酒后驾车回家还要危险。怎么会是这样呢？可是统计数据表明就是这样，就像乘车出行比航空出行的死亡率更高。接下来谈到印度。大家知道，印度人均寿命和教育普及率很低，超过三分之二的印度人口生活在农村，能用上电的家庭几乎还不到一半，仅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住宅建有厕所。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近年来，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局面有所改观，这是因为得益于电视设施价格的急剧下降，许多印度人生平第一次看上了有线电视节目，开始能够了解外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数据表明，拥有有线电视的印度农村家庭，其婴儿出生率低于没有电视可看的家庭，从而女性会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些家庭送女儿上学的比率也更大。电视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印度妇女甚至再也无法容忍家庭暴力。
比起农村，城市对于交通的需求更加要紧。现在，汽车尾气是大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汽车之前，我们的城市更加肮脏，伦敦和纽约这些大都市都是粪水横流的天地，变得臭气熏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汽车之前，人们只好用马车，而马的排泄量很大，排泄很不规矩。“今天，当你对纽约市昔日建造的褐砂石建筑及其典雅的比街道高两个台阶的门阶赞赏不已时，请记住，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建筑方案，只有这样建造门阶，才能确保房屋的入口高于马粪横流的街道。”在上次世纪之交，因为养一辆汽车比养一套马车便宜，而且干净得多，从而汽车被认为是“环境的大救星”。
经济学家当然用数据说话，数据的第一要求是准确。不过要是你以为谁提出了什么准确的数据，你就一定要接受他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两位作者俏皮地举例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成年人平均有一个睾丸”，这当然是准确的数据，可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数据花招，实在没有多少意思。的确，“平均来说”人类的体征“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世界上很少有人符合这种体征描述。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些人可能认为，统计数据可用来证明一切。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在序言的最后，作者申明在这本书里面，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谈人们称之为“经济”的问题，而会谈及其他一些更有兴趣的事情。
自愿献身的经济学家
第一章从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什么低下说起，重点介绍几位经济学家对于美国卖淫市场的研究。所“解剖”的“麻雀”，主要是芝加哥卖淫市场，特别是拉什娜女士和安莉女士。按照美国司法部的数据，可以推算出在美国，每大约五十名二十多岁的妇女当中，就有一名妓女。卖淫市场是违法的，芝加哥的许多街头妓女，宁愿卖身给警察，也不愿意成为他们拘留的对象。
这些学者发现，一些妓女对于经济学所谓“逆向选择”有颇为深刻的认识。她们清楚，越是宁愿出大价钱提出怪异要求的嫖客，性病的风险越大。
为了探明女性收入比男性少的社会原因，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抵消男女各异、本身的表现就已经千差万别的这个致命的因素。为此，他们应该将一组女性作为样本，以此克隆其男性版本；再取一组男性作为样本，克隆其女性版本；然后观察结果。将两个样本组与其相应的克隆版本组对比，评估其劳动产出，这样才会获得某些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如果克隆无法实现，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取一组女性作为样本，随机地选择她们当中的一半，将她们神奇地变为男性，而不改变她们的其他特征；然后取一组男性作为样本，也随机地选择他们当中的一半，将他们神奇地变为女性，重复此前的流程。可惜的是，现实条件不允许经济学家开展此类实验。
想不到，却有学者自发为这个实验经济学思想献身。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本·巴雷斯（Ben Barres）教授，原来的名字是芭芭拉·巴雷斯（Barbara Barres），1997年四十二岁的时候，变性成为男人。与大多数理工学科一样，神经生物学领域是男性的天下。仅仅因为变性，他的学术地位真的比以前更高了。大家知道，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5年在他哈佛大学校长任上，不恰当地发表了在“理工科方面女性不如男性”的性别歧视言论，结果在2006年被迫下台。这其中，巴雷斯以自己的变性经历为背景发表的批评，也是有力的一击。萨默斯可不是等闲之辈，他的父母都是经济学家，都是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他还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侄子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外甥，萨缪尔森和阿罗都是美国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自己在二十八岁就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1993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拉奖，这是比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难度更大的奖项。出长哈佛大学之前，他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N. McCloskey），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在1995年他五十三岁的时候，变性为女人，名字改为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麦克洛斯基最后的头衔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历史学、英文和人际沟通杰出教授”。变性以后，麦克洛斯基觉得因为自己的反叛行为而受到了惩罚，因为如果她仍然是当初的唐纳德的话，后来挣的钱“会多上那么一点点”。的确，与神经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麦克洛斯基在哈佛大学受的教育，学位还没有拿到，就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福格尔（Robert Fogel）请到芝加哥大学工作，并且获得终身教职。大家知道，弗里德曼和福格尔分别在1976年和1993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麦克洛斯基的父亲，是哈佛大学政府理论教授和著名诗人。麦克洛斯基在学术生涯的晚年，以对于当代经济学的尖锐批评著称，批评经济学家耍弄高深的数学和复杂的统计而掩盖了经济学的本义。
这样的实验，比较接近学界追求的无偏实验，可惜这样的实验毕竟不多，样本数目还太少。而且，献身变性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个性，从而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样本。
星座运程的证据？
现在许多年轻人，对于白羊座、金牛座这些依出生月日赋予的“星座”津津乐道。对此，我曾经不以为然，还为文揶揄。读了《超级怪诞经济学》的第二章，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可以从专业运动员的“生日集中现象”说起：如果你在一年之初走进一支世界顶级足球队的更衣室，那么你比较有可能遇上那里正在举行一个生日庆祝活动，而如果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去，这种可能性就相对较小。事实上，来自英国青年组橄榄球联赛的近期数据表明，足有一半的运动员，出生于1月至3月之间，另一半则出生于其余九个月份。在德国的一次类似的统计中，52%的顶级运动员出生于1月至3月之间，只有四个运动员在10月至12月份出生。这不是星座影响命运的一个证据吗？
原来，大多数优秀运动员都是通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赛事成长起来的，而这些赛事是按照年龄来组织的，通常采用12月31日作为出生日的截止日期。这样，要是你在执教一个由七岁男孩组成的球队，其中约翰（John）的生日是1月1日，托马斯（Tomas）的生日是12月31日，那么虽然从理论上说他们的年龄都是七岁，实际上约翰却比托马斯大了差不多整整一岁。在这种童年时期，一岁的发育差距足以让约翰占据很大的优势：个头更大，速度更快，心理也比较成熟。尽管理论上说，让比较小的那个小孩再成长一年，或许就能培养出一个明星，现实的问题却是，在比赛的时候，让身体瘦小的队员上场肯定不符合教练的利益。于是，这种“生辰歧视”的循环就开始了，像约翰这样大一点的孩子总是容易被选上，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参赛的机会，而托马斯们就慢慢成为板凳队员，逐渐被淘汰。这种“相对年龄效应”，在很多竞技运动中发挥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于在职业联赛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年初出生”的优势。
“9·11”以来，许多人研究恐怖分子的社会特征。与犯罪分子贫穷出身比较多的情况成为对照的是，仅有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自杀式人体炸弹，出自贫困潦倒的家庭。相反，他们不少人出身社会上层，并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既然贫穷不是成为恐怖分子的理由，人们就寻求恐怖分子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除了就业状况和婚姻状况以外，他们的银行行为与一般客户有着显著差别：他们的美元账户平均数额大致为四千美元，通常是在一家大型知名银行的某个分行开立账户；他们通常以邮政信箱作为联系地址，而且地址变化频繁；其中有些人经常给其他国家电汇，也经常收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电汇，但电汇数额通常较小，不足以引起银行的注意和追踪；他们常常一次性存入大量现金，随后不断取出小额现金；他们的银行业务没有反映出正常的生活费用，例如租金、公用事业费用、汽车还款、保险费，等等；每月存钱或取款的时间没有明显的规律可言；支取现金比使用支票的比例明显高出很多。特别是他们不像其他客户那样在星期五下午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他们也不投保人身险。
知道这些研究结果以后，投保人身险，可能是恐怖分子把自己伪装起来的一种方式。
英雄莫问出处
在新生代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实验经济学家，叫作约翰·李斯特（John List），他出生于威斯康星州一个卡车司机家庭，“偶然”成了经济学家。本科在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分校的时候，因为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是一群经济学教授，所以他也选了经济学专业。他是在怀俄明大学拿的博士学位，论文做得很好。毕业的时候，李斯特寄出了一百五十份工作申请书，多半石沉大海，最后在奥兰多的中佛罗里达大学这样一所三流大学拿到一份“蓝领经济学者”的职位。大家知道，美国稍许好一点的经济学系，都是几大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一统天下，怀俄明大学的博士，在他们当中难有出头之日，哪怕学位论文做得很好。在中佛罗里达大学那样的学校，李斯特博士的授课工作量非常大，同时还担任男子和女子滑水队教练。在那里，他仍然一篇接一篇地写论文，同时做许多经济学实验；他执教的滑水运动员，甚至还成功晋级全国滑水锦标赛。
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李斯特的实验经济学天赋，引起了“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on Smith）的注意，史密斯请他到亚利桑那大学史密斯实验室工作。
在李斯特读大学的时候，经济学家还是热衷于理论模型，热衷于自圆其说。早就有这种绝妙的讽刺语：“不错，实践中可行，但在理论上也能站得住脚吗？”李斯特的特长，则是做别人看来“古怪”的现场实验，就是他很注意把实验设计得参与者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实验对象，因为他发现别人之前做的一些实验室实验的结果，在现实世界中不一定总能站得住脚。他做的最有趣的实验，是在弗吉尼亚棒球明星卡收藏展上进行的，参与收藏明星卡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李斯特实验的角色。无疑，这种“原生态”实验的结果，现实说服力更强。基于他独特的视角和匠心独运的实验，李斯特很快在经济学界赢得地位。不久以后，李斯特受聘于马里兰大学，并且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高级研究员。
有兴趣详细了解李斯特在弗吉尼亚棒球明星卡收藏展上“悄悄”进行的经济学实验的读者，请看《超级怪诞经济学》的具体描述，说实在我们在这里也容不下那么大的篇幅。我在十多年前就写过，“学者故事和学问故事对读者的启迪，常常不在学术和学问本身之下。”所以在这个书评里面，我们宁愿多讲故事。2005年，主要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并且更具现实说服力的现场实验，李斯特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在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经济学研究重镇站住了脚。通常来说，一个教授总是首先到一所知名度比较低的大学获得终身教职，这所大学也不会有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大学的名气大。这几乎是美国学术界的一条“雷打不动”的法则。现在，李斯特的“逆流而上”，提供了罕见的反例。
袋鼠屁的研究
前些年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现在似乎可以说，关注和遏制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的主题。可是只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人们还在担心地球变冷。数据表明，从1945年到1968年，北半球的平均地面温度下降了0.28摄氏度，积雪量一直在增加。在英国，气候变冷已导致种植季节缩短了两个星期。《新闻周刊》在当时警告说，“由此引发的饥荒将是灾难性的。”一些科学家甚至提出了极端的升温方案，比如“在北极冰帽上覆盖黑煤灰，让它融化”。想不到短短几十年，人们就从惧冷变成怕热，这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面对气候变暖的危机，人们的确应当自责，少开车啦，开小排量的车啦，等等。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全球反刍动物打嗝排放的温室气体，比所有交通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要多出一半。这里说的是以牛、羊为代表的反刍动物，这些动物呼出的气、放出的屁和排泄的粪便，都含有甲烷，以常见的浓度标准衡量，其浓度要比汽车以及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高二十五倍。于是有人提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方案，就是改变饮食习惯，不吃红肉及奶制品，转向鸡肉、鱼肉、鸡蛋或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大家知道，美国人把牛羊肉叫做红肉，奶类也主要来源于牛羊。
有趣的是，生物学家发现，袋鼠放的屁里面却没有甲烷。所以有人建议，发起一个说服美国人吃“袋鼠肉汉堡包”的活动。在“袋鼠之国”澳大利亚，一群科学家正在设法将袋鼠胃中的消化细菌，移植到牛胃中，看看能否把牛羊改造得不会排放那么多温室气体。
袋鼠的屁里面没有甲烷的这个生物学特征，只能说是出自上帝的安排了。难得的是执著的生物学家居然把这个事实发现了。这使我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那部著名的“教育革命”大片《决裂》里面的那个煽动性情节：老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毫无用处的“马尾巴的功能”。我想，如果他们有先见之明，把那部大片的那个情节改为教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袋鼠屁的化学成分”，料想它可以鼓动起来的对于大学教育的揶揄，可能更有杀伤力。真正的学者遇上这种杀伤力，可不就是“秀才遇到了兵”？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列克斯纳，退休以后在美国著名的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这篇文章对于当时实用主义弥漫的学界，真是振聋发聩。他以历史上许多例子说明，纯粹出于好奇心的研究，可能一时看起来无用，最终却常常使人类受益。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非欧几何。非欧几何完全是出于公理化逻辑兴趣而出现的学科，但是如果没有非欧几何，也就没有后来改变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的相对论。他强烈呼吁努力创造条件，给智力活动以完全的自由。他认为，顶尖学者的智慧，只有在完全没有外界压力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发放光芒。这里所说的压力，包括生活压力和课题压力。弗列克斯纳认为，好奇心使然，是前沿思考的显著特征。越是出于他们自身兴趣的研究，越能体现人类智慧的价值。伽利略、培根、牛顿，都是这样的大师。袋鼠屁的研究，未必可以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相提并论，但都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的范例。
两位作者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主流意见，持保留态度。他们甚至认为，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与宗教信仰十分相似，因为人类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五十分之一，其余五十分之四十九，都源于自然现象，例如植物腐烂等等。减少碳排放将带来的益处，会不会比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也就成为疑问。
推翻经济学的圣经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曾经写过：“没有任何人曾经看到过两只狗公平而有意地交换骨头。没有任何人曾经见证过，一只动物通过肢体语言和自然的叫声，向另一只传达这样的意思：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换你那个。”
对于阅读过亚当·斯密的人来说，上面这段话简直可以说是经济学圣经的一个重要组成，可是耶鲁大学三十多岁的经济学副教授基思·陈（Keith Chen），偏偏就有挑战经典的勇气，因为设想和实验了“如果我能教会猴子使用货币，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他把亚当·斯密论定只有人类才具有货币交易的本领这个“案”翻了过来。
陈是华侨移民后裔，在斯坦福大学受的教育。他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开设“谈判策略”和“行为经济学”这样的课程。他最精彩的实验，就是和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合作者一起，教会一种猴子使用货币。当然，这是一种为猴子特制的货币，面对的商品也只是几种同样为猴子特制的不同食品。经过类似马戏团那种“叫一声赏一块糖”或者“跳一下赏一块糖”的训练，猴子很快学会了使用陈为他们设计的货币。
最初令陈他们吃惊的是，猴子的交易行为按照经济学来说还相当“理性”：某种食物的价格上涨时，猴子们就会少买；价格下降时，就会多买。这说明，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法则，特别是需求定律，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对懂得使用货币的猴子也同样成立。随后，他们更观察到猴子也会“抢劫银行”，猴子也会行贿。
经济学颇为新近的一个成果，是形成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概念，并且实验证明人们普遍都是“损失厌恶”的。比如说有两种工资制度，其中一种是每打一天工，给你两百块钱，但是你必须扔一次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才可以把这两百块钱拿走，如果反面朝上，你就要退回一百元；另外一种制度是每打一天工，给你一百块钱，但是你也可以扔一次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就可以再得到一百块钱，而如果反面朝上，你就只有原来的一百。概率论告诉我们，只要硬币的正反是均匀的，那么两种工资制度付出的工资在数额上是一样的。但是有趣的是，面对这两种工资制度，如果可以任意选择，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后者给人“有一半的机会”从“原来”的一百元进一步“获得”一百元的感觉，而前者却使人“有一半的机会”从“原来”仿佛已经到手的两百块钱中“损失”出去一百元。人们固然喜欢获得而不喜欢损失，但我们不能把“损失厌恶”的深刻概念想当然地字面理解为只是喜欢获得而不喜欢损失。这样的理解太肤浅了，何必以经济学来陈述？经济学家的发现在于，损失出去一百元钱所带来的痛苦感觉，比获得一百元钱所获得的快乐感觉，要来得厉害，这就是“损失厌恶”的意思。
陈的实验不仅证明他的猴子可以学会使用货币，而且面对两种特别设计的奖赏游戏，和人类一样，猴子也表现出“损失厌恶”来！猴子的社会行为，在市场交易的意义上，自然赶不上人类。但是陈的实验表明，经济学的一些规律，已经不完全是人类的专利。
最不可思议的发现，却是因为“有了货币”，猴子社会竟然出现了卖淫现象，那就是公猴用货币换取母猴与之发生性行为。值得说明的是，与前面“需求定律”的验证和“损失厌恶”的验证不同，观察到卖淫现象，完全是实验的副产品。卖淫不是猴子实验本身预想的目标，因为实验设计中的商品，原来只有那几种为猴子特制的不同食品。现在的情况是，懂得使用货币以后，猴子自己会把性行为也拿来做交易。
我们不难想象，在猴子社会里容易存在强奸现象。从存在强奸到发生卖淫，货币是引诱猴子堕落，还是帮助猴子进步，货币是否能够引导猴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可以升华为一个伦理学的问题。
《超级怪诞经济学》已经在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名字确定为《超级魔鬼经济学》。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实验经济学，什么是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如果你还想知道一些实验经济学家们的人生轨迹和行为艺术，那么千万不可错过列维特和都伯纳的这本非常有趣的普及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