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现代社会中的福利、意识形态和变迁》，(英)莫里斯·罗奇著，郭忠华、黄冬娅、郭韵、何惠莹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月版，32.00元。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了”
1948年7月5日，英国《每日镜报》(D aily M irror)庄严宣告：“伟大的日子终于来了！你想要国家为公民个体承担更大的责任，你想要得到社会保障，从今往后，你正式拥有它们了！”在这种宣告声中，福利国家正式以其崭新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以此作为起点，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效尤，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发展的顶峰。在那一时期，福利国家一方面以一种超越所有政治分歧的方式指引着西方政治发展的方向，以致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把它看做是理所当然之事，“政治斗争的焦点不是福利国家是否合乎需要的疑问，不是福利国家的功能是否必不可少的问题，而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速度和方式问题”(克劳斯·奥菲语)。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后果，福利国家又表现出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夷平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并“重建整个大厦，哪怕这样做可能会以摩天大楼变成平房的结局告终也在所不惜”(T .H .马歇尔语)。
但是，福利国家的瞬息芳华依然没有能够阻挡住其容颜的衰老。20世纪70年代，以西方“石油危机”作为起点，福利国家突然从“解决问题的方案”变成了“问题本身”，从无可置疑的“发展目标”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批判对象”。左派指责福利国家在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时无效率、具有压制性，对工人阶级具有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右派则指责福利国家同时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和工人劳动的动力。随着八十年代新保守主义势力的登台，福利国家的发展势头正式发生逆转。那么，福利国家建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哪些？它为何会出现问题？应当如何再造福利国家？英国著名学者莫里斯·罗奇(Maurice Roche)的《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围绕这些问题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检视。
旧观念遇到新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福利尽管可以追溯至悠久的源头，但福利权利的出现则肇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在罗奇看来，不论是思想家所阐述的福利权利还是以他们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后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相同的假设：首先，对于权利和国家的强调。福利权利暗示，公民可以获得一系列由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和服务。它们是作为权利而提出的，只要公民达到福利供给所要求的标准，国家便有义务满足其要求。这种做法假定，福利权利是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的合理延伸，它的出现可以使公民真正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而不至于时刻生活在疾病、贫困、失业等阴影之下。
其次，资本主义的背景。福利权利直面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失业、贫困、疾病、贫富分化等问题，旨在以国家的力量改造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再次，以传统的性别分工作为基础。贝弗里奇所提出的三个报告无一例外地以传统的性别分工作为假设。这种假设体现在：丈夫是“养家糊口者”，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而获得其收入来源；妻子则是家庭的“主妇”，孩子的“母亲”，儿童、老人、病人的“照顾者”。国家尽管为她们提供怀孕、分居、孀居等津贴，但后面隐含的却是传统的性别分工。
最后，或多或少以直线或者持续进步的方式看待福利权利，认为福利权利是公民身份权利的合理延伸和必然结果，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历史可以刻画为从公民权利到政治权利再到福利权利的演进过程。
面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凋敝的社会景象，福利国家给饱受资本主义摧残和战争创痛的公民燃起了希望，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以上述假设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很快也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当福利被作为一种权利来对待，并通过国家来实现它的时候，它既使公民的福利期待变得不可逆转，又使国家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公民的福利期待大致匹配的时候，全方位福利保障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尚不至于感到沉重。但一旦出现经济波动乃至衰退，这种负担便立刻变得明显，甚至不堪忍受。
同时，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福利国家也容易导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失衡，并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福利国家的出现可以说是为了推动以权利为基础而相对缺少义务和互惠的公民身份观念”，从公民道德的角度而言，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福利政策容易导致道德自主性下降的风险，催生福利依赖等心理。另外，以传统性别分工为基础的福利政策还具有产生“二等公民”的消极效果，因为这种政策将妇女主要看做是家庭主妇和母亲，而不是工作者。
逐渐改变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罗奇对于福利国家问题的洞察力的话，这种洞察力更体现在他从动态的角度对福利国家问题所作的反思上。在他看来，除上述理论假设之外，传统福利国家建设以三种背景作为出发点：民族国家的政治范围、工业主义的社会背景、民族国家政府的行动主体。然而，20世纪末叶出现的却是三种与之相对的引人注目的潮流：全球化、后工业主义、后民族国家结构(如欧盟)。这些潮流结合在一起，既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改变了工业主义的社会背景，又使政治行动主体变得多元化。
例如，全球化使国际劳动分工发生巨大的改变，民族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秩序无缝隙地整合在一起。在行动主体方面，除政府外，还存在诸如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其他行动主体。它们不仅挑战了福利国家的传统假设，而且提出了诸多新的议题。以知识化、信息化、数字化等作为表现形式的后工业主义则使传统工业生产变得落后和笨重，它打破传统工业主义的劳资关系和劳动模式，使资本和劳动力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总之，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传统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已显得落伍，新的社会背景呼唤福利国家的再造。
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罗奇又提出了什么良方？在他看来，新的福利政策首先必须与后工业主义带来的问题相关。既然后工业主义的发展打破了主导范式的工业主义假设，如“工业生产”、“完全就业”、“生活工资”等，那么新的福利政策就必须重新考虑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平衡，尤其要重新思考就业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增强对劳动者的培训力度，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市场适应能力，而不只是把钱直接分配给劳动者。
其次，针对后民族结构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福利要求，新的福利政策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把“地球的权利”、“未来子孙的权利”、“环境的权利”等其他问题纳入政策的议程，丰富和深化福利权利的内涵。
最后，重新认识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福利权利需要在公民责任的语境中加以言说和理解，在赋予福利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强调相应的责任———包括对个人的责任、对父母的责任、对生态的责任、对后代的责任等。
社会公平处于赤字状态的中国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从效率匮乏型社会向公平匮乏型社会过渡的阶段，福利制度建设对于走出当前公平阙如的状态尤其重要。改革开放初，为了走出物质匮乏的困境，中国坚定不移地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指导经济建设。在这一原则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或者大致平等地分享到了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相反，与经济增长神话相映衬的却是一幅严重社会失衡的图景。在从改革开放初至今的短短30年时间里，反映贫富分化状况的基尼系数从0.16猛增到0.48，中国迅速从一个平均分配型社会蜕变为两极分化型社会。同时，近十年来变得刺目的“住房问题”、“上学问题”、“看病问题”、“养老问题”等，也无一不表明中国的社会公平正处于严重的赤字状态。
福利制度是弥合社会裂痕、创造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从根本上说，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福利制度的供给和完善。从这一角度而言，《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对于我国的意义既是一种提醒，更是一种警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一方面暗示了福利制度在创造社会公平方面所能起到的效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刻解剖了传统福利制度所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从提醒的意义来说，福利国家所因应的是20世纪早期世界经济危机等严重社会失衡的背景，旨在消除资本主义所催生的失业、贫困、疾病、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当前的情况尽管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但问题的性质并无二样，都是社会公平问题的体现，都必须通过福利制度求得解决。以此作为参照点，求解我国当前社会公平问题的出路也就在于福利制度。它要求我们从效率“优先”的发展方略转变到公平“优先”、至少是公平“并重”的发展方略上来。
然而，中国毕竟是在一种时空背景迥异的条件下发展其福利制度的。当我国建立和完善福利制度的时候，西方福利制度的消极后果已然表露，传统福利制度所依凭的背景也已然改变。从这一立场出发，《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给我们带来的，就更是一种警醒。它要求我们回避那种以权利为基础、以国家为中心、以男性为导向的传统福利范式，建立权利与责任并重、国家供给与其他渠道共存、普遍福利权利与重视性别差异的复合型福利制度。
此外，时至今日，我国已不可逆转地加入了全球化进程，我国的后工业化趋势正方兴未艾，同时，我国还在各种后民族国家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新的变化趋势要求我国在注重福利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必须以开阔的眼光环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问题，在扩展传统福利内容的基础上，加入后代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性别的因素、少数民族的因素等多元福利成分。
● 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