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经典著作往往被冷落。这里所说的“被冷落”，不是说没有变成畅销书为大众所接受，而是连应该读它的专业人士也冷落了它，几乎没人去读。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在1961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是意大利人，长期在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被称为经济学中的“天才”，发表的著作并不多，但有三篇至今被看作经典。第一篇是1926年他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的《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被认为是以后垄断理论的先驱。第二篇是他为自己整理出版了十一卷的《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而写的一篇导言。第三篇就是这本《用商品生产商品》。一般认为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都有其未解决的内在矛盾，而斯拉法的这本书用严密的逻辑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本书很薄，译为中文仅六万六千字（中文版的译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巫宝三先生），但却被评价为“工作于经济理论领域的艺术家的杰作”，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把《用商品生产商品》称为经典应该没什么争议，不过，认真读过这本书并读懂的人大概全世界也没多少。原因之一，是它太难读了。我做研究生时曾读过这本书，也写过读书心得，不过仍有许多地方并没读懂。那时候读这本书是老师要求的，写个心得混个成绩就可以了，虽没全读懂，也就算了。当然，如果它有用，再多读几遍应该可以读懂，之所以放弃，是因为这并不是我研究的领域。当代经济学家已经放弃了劳动价值论，所以这种天书一般的经典被冷落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些经典不该被冷落。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奥国学派的著作。早期的奥国学派代表人物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法，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以后的奥国学派代表人物米赛斯和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现代奥国学派罗斯巴德则是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亚当·斯密思想真正的继承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都极为重要。
但是奥国学派的贡献和他们的受重视程度并不对称。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奥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米赛斯、哈耶克等都流亡到美国。尽管美国号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但奥国学派的这些大师却长期处于被冷落的边缘状态。米赛斯和哈耶克虽然分别在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职，但这些学校并不重视他们，连工资也是由基金会支付的。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也处于边缘状态。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能获奖有点“搞平衡”的意味——既然要把诺奖颁给瑞典左翼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就需要右翼的哈耶克平衡一下，以示诺奖的公正性。奥国学派思想与著作的边缘状态并未因此改变多少，即使在计划经济体系崩溃之后，奥国学派也没有热起来。
美国崇尚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来自奥国学派，而是出自芝加哥学派。这两派的差别在马克·史库森所著《朋友还是对手》（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文版）中有详尽的分析。理论上的差别这里就不多讲了；政策上，奥国学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而芝加哥学派还是主张要有一点干预的。国家干预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想做的，往往连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他们都不能接受，何况奥国学派？真正能被政府和公众接受的，还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埋葬不了，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正确，而是因为它有实用价值。奥国学派的政策主张在美国没被采用过，没有实用价值的经济理论又有多少人会重视？所以奥国学派被冷落、处于边缘状态，也很正常。
不过，我觉得奥国学派对我们的意义也许更重要一些。我们强调奥国学派的意义，并不在于政策，而是在于思想。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计划经济意识还是太强了，政府主导一切还是主流意识形态。这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障碍。“矫枉必须过正”，要彻底埋葬计划经济思想，光讲凯恩斯主义还远远不够。凯恩斯主义往往会被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利用，借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之名，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干预之实。这样，就有必要回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到市场最基本的含义，回到奥国学派。我并不避讳我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我是从理论启蒙的含义，而不是在政策层面上来讲这句话的。
奥国学派的著作，“文革”前只出过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的几本经典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但都仅是内部发行，控制极严。现在好了，米赛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的重要著作都出版了。他们的书有点难度，我译过米赛斯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深觉不易，当然，这是讲方法论的书，有难度很正常。米赛斯的书可读《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哈耶克的书可读《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罗斯巴德的书可读《美国大萧条》。还可以读一点国内学者写的相关著作，其中最好的是邓正来先生关于哈耶克的研究著作。
奥国学派的著作对中国人比对美国人更重要，不要冷落了奥国学派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