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开的危机
经济学家喜欢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似乎有规律地交替着，于是经济学家把这看似存在的规律命名为“经济周期”，意味着经济会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以及再繁荣的步骤。果真存在某种周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周期背后的决定因素，并通过恰当的政策来延长繁荣期、缩短衰退期、避免萧条期，果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逐步进入到一个持续的繁荣时代。如同美国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许多学者所乐观的断言一样；我们也看到现在中国的许多学者正同样乐观地预见这样一个时代。
但是，现在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动摇了实体经济，并给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带来了经济衰退，是否会出现经济大萧条，现在还无法判断，但一次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已经在所难免。原先对持续繁荣保持高度乐观的学者们突然没有了声音。倒是特维德的著作《逃不开的经济周期》用书名给出了一种无奈但真实的表达。既然经济周期可能逃不开，那么我们又怎样能够逃避危机呢？当然，特维德用这样一个书名，并非意味着其宿命论的观点。实际上，作为一个富有经验且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经济工作者，特维德对经济周期应该具有极为深刻的认知，同时伴随着的，当然也有对经济学解决经济周期问题乏力的更为深切的感受。
所谓“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实际上意味着，即便我们能找到似乎有规律的经济周期变化，也可能对其无可奈何。这就如同崇尚各种K线技术或者波浪理论的分析师，花无穷多的精力描绘股价波动的图形一样，结果却发现波动年年有，图形各不同，试图去用某一类图形统一解释股价的波动，只能使这种理论缺乏预见力。面对今年的A股市场波动，数浪头只能当做一种有趣的游戏，玩儿还行，要真通过数浪头来投资，那注定血本无归。对股价的变化不能依赖某些图形，对经济的变化就更不能依赖某些周期规律了。尽管仍然有很多学者，尤其是崇尚技术分析路线的学者，坚持认为这波峰和波谷之间蕴含了某种具有一般规律的图形，但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图形真的就让我们理解了经济的变化路径。在我看来，与其称呼经济的变化为“经济周期”，还不如像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所老老实实写的那样，称之为“经济波动”更为妥当。
称“经济波动”，可以避免更多的人着迷于寻找某种周期性的规律。我们需要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理解波动的原因上来。特维德在其书中，详细地归纳了经济学迄今为止对经济波动的各种见解，尽管该书在翻译过程中省略了一些具体材料(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应该是一个简化版)，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经济学家对揭示经济波动之谜的努力。和一般的学者所采取的思考起点一样，特维德也从早期的三大泡沫说起，特别是约翰·劳的故事再次被提及，尽管一些学者并不认同早期的三大泡沫一定称得上泡沫。然后特维德开始讲故事一般，逐渐给我们展示一幅幅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场景，并在每幅场景下还给出了经济学家的解释。
但是我们从中体会到什么呢？在书中第44页的一个标题极具幽默色彩——“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经济学家所给出的正常理由似乎都最后印证了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论断。看看该书的第27章，特维德归纳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各种解释。无论是货币加速器，还是存货加速器、资本加速器、抵押加速器，甚至是情绪加速器，都在强调一点，那就是所有加速经济增长(繁荣)的原因最终都可能把经济体推向危机的深渊。看到这里，读者似乎有个疑惑：难道经济体只知道加速、不知道减速？这一点大可放心。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就已经想到，当经济过热的时候，通过政府紧缩性政策来降温；当经济衰退的时候，通过政府扩张性政策来刺激，这就是所谓反周期的或者斟酌使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够进行总需求管理，那么经济周期就能够被熨平了，我们就可以始终处于一个繁荣且不过热的时代。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熨平经济周期，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个流派淡出主流经济学阵营。与凯恩斯主义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走向另一个极端，把经济波动看成是经济体的正常现象，当经济走向繁荣时，自由市场会自动以衰退的形式来降温；当经济走向萧条时，市场又会自我复苏。经济周期本来就不存在，也就无所谓反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波动呢？这是因为技术在不断进步，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引发投资热潮，从而引发经济的上升势头；而当新技术逐渐变老，市场还在等待更新的技术出现，投资的热潮就会逐步消退，从而引发经济的下滑势头。技术在持续的进步着，经济也就跟随着波动，但整体的经济实力也不知不觉中稳步提升了。美国80年代开始摆脱低迷状态，进入到一个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就是得益于对自由市场的充分信任。而作为理论支撑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年轻学子热捧的对象。这种理论一开始就把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置入宏观经济模型，从而彻底地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驱逐。如果不是本次危机，继代表人物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之后，另一个代表人物巴罗也要站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吧！
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克鲁格曼作为胜利者的姿态。克鲁格曼，连同曼昆、斯蒂格利茨等，被冠名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一直和实际经济周期经济学家进行持续的争论，尽管这种争论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毫无关系。新凯恩斯主义者看到了什么呢？现实当中的市场都是存在各种各样的残缺，比如厂商的垄断势力；比如价格不能灵活调整；比如降低工资非常困难；比如买卖双方对同样物品的了解程度不同等等。如果市场本来就是残缺的，又怎么能够自发地有效地及时地调节经济？接下来的道理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市场失灵，当然需要政府的干预。只是新凯恩斯主义眼中的政府干预除了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外，还要致力于治愈市场的缺陷，让市场真正健康起来，这一点是和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完全不同的。
看到这，读者似乎更糊涂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如果不足以防范经济危机，那么新凯恩斯主义就一定能够熨平经济波动吗？特维德所总结的影响经济波动的几个主要因素中，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充分认识到经济波动的前因后果，或者说能够识别经济的周期性规律，那么货币因素是无法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弗里德曼早就说过，货币因素只会影响通货膨胀，与其每天学格林斯潘那样绞尽脑汁来玩利率，还不如守着一个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格林斯潘的确要对本次危机负一定的责任。玩利率玩了半天，也无助于经济波动的熨平啊。再看存货、投资和抵押三个因素，看起来这三个因素似乎也是经济波动的加速器，问题是如果企业是能够有充分预见力的，知道决策的前因后果，那么就不会盲目投资，也就不会有盲目的存货波动；同样，如果家庭有这方面的能力，抵押也不成为问题。存货、投资和抵押不过是企业和家庭决策的结果而已。
要想使得企业和家庭具有充分的预见力，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们的世界变得确定起来。很可惜，芝加哥学派的老祖宗奈特教授早就强调，世界是不确定的，我们甚至对很多事情完全无知；伟大的哈耶克也反复声明，每个人拥有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天才学者西蒙更是把我们的理性也看作是有限的。诸如此类的说法无非是提醒人们，现实当中，每个企业和家庭其实都不可能具有充分的预见力，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环境的复杂性使得我们经常无法判断所面临的处境；而我们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又使得自己在决策时不得不依赖各种直觉、经验和情绪化的冲动。结果，我们几乎都是在盲人摸象，有时候摸对了，有时候摸错了。对过去的经验总结能够让我们尽可能避免犯重复的错误，但无法让我们避免犯新的错误。这就是经济波动的根源，这也是我们无法逃避危机的根源。
果真如此，我们面对经济波动，真的无能为力吗？其实也不尽然。和1929年大危机相比，我们现在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知识已经强大很多。学习毕竟还是能够提高认知能力的，也能够帮助我们学会克制。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无论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恐怕都无法回避不确定性和理性局限两个最基本的事实。未来属于它们。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