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经济学的令人激动和富于挑战性的分支。
初听起来，公共经济这一概念很陌生，而实际上它所指称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那就是在满足社会成员全部需求的物品中，有一部分是私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比如满足安全需要的——警察和监狱；满足国家主权需要的——军队和国防；抗御自然灾害包括目前抗击非典需要的——社会动员和政府救助，等等。生活中我们常听到一类话语：“这事应当国家花钱，这事是公家办的，这东西是公家的，这就是用大众语言表述的公共经济。
既然国家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就派生出围绕提供这类物品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何提供、为谁提供、怎样提供、提供多少以及提供何种标准的公共物品等等，也包括如何相应筹集、分配和管理所需资源的问题。
这些问题正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公共经济学于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20世纪90年代起，公共经济学在我国以翻译方式加以介绍和传播。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公共经济学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直到《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出版之前，尚未见到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公共经济理论与公共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专著。
中国现行公共经济正面临着体制创新这一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体制创新是影响社会经济进程的最重要的内生变量。《论纲》一书的作者齐守印指出，在千头万绪的体制改革任务中，尤其要把公共经济体制的创新放在优先位置。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对现有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实现公共经济责权横向和纵向配置的科学化、法制化，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在采访这位目前正担任河北省财政厅长的中年学者时，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思考中国公共经济理论与体制双重创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难题是什么？
齐守印回答说，有四个难题，它们都涉及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矛盾，即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关系问题。在对有限的经济资源的占用上，二者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
难题之一：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之间的分界线问题。齐守印指出，我们国家用于生产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很低（2002年约为25％左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科学合理地界定当代中国公共经济的范围，既要考虑中国具体国情对国家职能的特殊需要，又要考虑民间经济的承载能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分工规律。如何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找到最合适的分界线，从而既防止政府服务不足，又避免因政府过度占用资源对民间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这是真正的难点所在，但又必须解决。因为，它是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和创建公共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难题之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背景下，如何同时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西方公共经济之所以在二战后膨胀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失灵愈益显现。但同时，西方学者认识到，政府也决非万能，必须努力使市场机能与政府作用限制在各自合理的范围内。解决两个“失灵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而且，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更为复杂。齐守印指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西方的经验无法照搬。国有经济不仅要像西方那样存在于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领域，而且要大量地存在于民间经济领域；国有经济不仅要成为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的工具，而且它本身还具有支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存在的特殊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创立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难题之三：国家的生产性问题。公共经济学把政府看作公共经济的主体，把国家为社会成员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国家统计局最近推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将管理机构列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门。然而这样一来，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如我们原先认识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或上层建筑的活动，而是和民间经济一样，也是处于生产领域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如何把它与我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相衔接，实现综合创新，无疑是建立中国公共经济学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
难题之四：公共经济责权配置明晰化和科学化。公共经济责权在横向和纵向上配置得愈明晰、愈科学，公共经济运行的摩擦系数愈小，公共权力机构运作成本愈低，公民所得净福利也就愈多。如何做到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也是仍在努力破解的难题，对于尚待创建的中国公共经济学来说更需付出艰辛探索之功了。
《论纲》对这些难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