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被国际经济界所真正重视的。在过去，国际上的许多人，包括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和发达国家的金融家们，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是庸人自扰，是“落后”的表现，声称只要搞市场，坚决把金融市场开放到底，就可以解决一 切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包括许多在发达国家学习多年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也真的相信问题都在于金融市场开放不够，相信只要开放了市场就不会有风险。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最近的阿根廷的金融危机，给了所有这些人当头棒喝。从此，全球化和全球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和经济成长中的金融体制发展问题和风险回避问题，才真正成为大家关注的研究课题。
丁一凡博士的新作《平衡木上的金融游戏：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学者研究国际金融体制，研究全球化中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风险回避问题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丁一凡博士留学时所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但这些年在海内外工作，一定是被在整个世界上如此重要和如此复杂、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际政治走势的金融问题所吸引，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本书可以说就是他这些年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汇集。他请我为其作序，我想最好的办法是也加入他的研究，作为我对丁一凡博士研究工作的一种“唱和”，并希望由此引起读者阅读此书、加入到研究此书主题的工作中来的兴趣。
亚洲金融危机仅仅是单纯的区域危机，还是全球金融泡沫的局部破裂？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除了市场本身的规模化和机构化之外，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被广泛地用来对冲避险，国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联系和融合也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加深，对冲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以及跨国金融机构大规模地使用对冲避险策略等等，都被称为“金融全球化”加速的迹象。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成为以现代国际惯例而开放的“新兴金融市场”，资本流动性和全球化经营程度颇高的跨国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不断地将这些“新兴金融市场”融入到金融全球化进程中。
尽管人们意识到金融风险可能随着金融资本的规模化和衍生化而加大，但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泡沫程度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认真的对待。
在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之际，几乎所有的跨国银行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金融组织都在指责这些遭受危机洗劫的国家存在金融经济问题，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单纯的区域危机，而是全球金融泡沫的局部破裂。从表象上看，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热钱的大量注入，本币币值的高估和国际收支恶化。但实质上上述种种现象均和资本流动密切相关，没有注入新兴市场的大量资本，就没有东南亚虚拟资本泡沫和钉注汇制下的汇率崩溃；当非贸易品和房地产等价格急剧上升，以至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其经常项目收支严重恶化时，同样也是国际资本“给予泰国等使用其美元储备或举借外债来平衡赤字的选择，这至少可以使（泰国等）暂时避免对与本国有关的金融经济活动采取克制措施”（弗里德曼语）。银行体系的呆坏账是借贷双方判断失误的结果，当一国有大量银行坏账时，我们会说该国银行部门出了问题，那么为什么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不同样自然地说，是跨国银行出了问题呢？当然并不是说亚洲国家自身不必对危机负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泡沫的局部破裂，脱离了金融自由化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注入，亚洲国家可能就不会卷入这场危机。
显然，问题在于，是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本身造成了问题，我将这一问题称为“不兼容性开放”，它主要是指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市场制度、市场管理能力和“过度”、过快的金融自由化之间的不兼容性，它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而首先承受泡沫破裂的危机。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兼容性开放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资本内流和技术转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然会认定同时金融全球化也就给它们带来了经济增长。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分享其参与全球化的利益，反而遭受着贫困、社会动荡乃至金融危机。为什么全球化这一为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政府所赞美的东西，却成了对发展中国家令人恐惧的梦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基点”不同，发展中国家受到一系列内部问题的制约，因而面临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竞争以及抵御国际金融风险时，显得更为脆弱。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国并不是能够引入资本和技术，再加上本地劳动力资源就可以获取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全球化可以迅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良好的市场管理能力并不能随全球化而立刻获得，而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形成。由于市场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只能学习和借鉴，而不能像外生性的东西一样直接引进，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基点”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选择金融自由化之路和开放其金融部门时，其金融体系更为脆弱。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更关心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它们只谈市场的好处而不谈跨国银行的攫利本性。所有这些在过去几年中都使得全球化和市场开放成为一种时髦的理念，而不是经过缜密推算的经济学结论。似乎全球开放经济就能取得“帕累托福利增进”，这种不兼容性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过分暴露在随时准备利用其缺陷获利的、富有经验的竞争对手面前，更糟的是国际金融市场上活跃的金融创新工具本就缺乏监管，很自然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就更为脆弱，并成为全球金融泡沫中最薄弱和最易招致危机侵袭的一环。
更进一步来说，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全球金融泡沫破裂之后，市场参与者承受危机损失的不公正性。当全球金融泡沫在亚洲破裂时，跨国银行和对冲基金们借助IMF的紧急救助计划，其在亚洲的贷款可获得补偿，故而远远地躲开；一些对遇到麻烦的国家和地区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投机性，并预见市场将因此而更低迷的金融机构甚至还可获利。金融泡沫破裂的损失看来注定要落到发展中国家的头上，美国经济似乎毫发无损，美联储变得比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更有经验和睿智，能够迅速决断，并对“政府干预”或“紧急救助失败”之类的指责无动于衷。东南亚、拉美乃至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备受批评的同时，不得不承担危机成本。这种情况和墨西哥金融危机惊人地一致，所谓“紧急救助”，救助出来的不是受危机侵袭的国家，而是曾经向新兴市场大量注资，最终导致受资国无力偿还外债的那些国际银行们。
那么，发展中国家可以记取的教训与对策有哪些呢？当然就是必须协调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使外部市场开放和内部制度建设相互兼容，随着国内经济改革和总体发展水平不疾不慢地坚持开放。这实在是一种“政策艺术”。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问题，诸如市场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不能在短期内形成，那么对于遭受危机侵袭的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未来走得更坚实，暂时的撤退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至少是从危机中元复之前“暂时的控制”（保罗·克鲁格曼语）。其次，必须致力于改革并给予国内市场以足够的重视。全球金融泡沫在亚洲的破裂警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和如何谨慎地决定市场开放的过程相比，加速内部经济改革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