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he Rise and Fall of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一文中，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对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进行了回应和批评，指其提出的“一般规律”忽视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因素，从而无法对未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程度进行预测，被认为是目前学界对该书最有力的批评。下面是此文的主要观点。——编者按
与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等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追寻能阐释当代经济体系并解开其症结的一般规律。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试图将其所处时代的事实和事件精简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却丝毫不考虑制度因素的影响。如马尔萨斯见证了技术革新和伴随工业革命初期的实际收入停滞，并把二者归因于18世纪英国人口的大幅增加，由此推断生育率的提高会将收入拉回最低生活水平。但就在马尔萨斯做出这一悲观预测后，英国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化推翻了其提出的收入与生育率的理论联系。这些预测失败的原因正是他们忽略了制度对市场、价格和科技变革的影响。
在书中皮克提借助大量历史数据，描绘了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钱生钱”的富豪和世袭资本占据收入分配主导的未来，用以得出这一预测的理论框架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所得份额=资本收益率（r）*储蓄率（s）/经济年增长率（g），该理论框架结合了哈罗德-多马和索洛增长模型，其对资本的描述和分析也与马克思类似。由此可以将皮克特的分析逻辑分为三条一般规律：其一，g越低，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越高；其二，r大于g；其三，只要r大于g，资本型收入和劳动型收入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然而这三条规律都存在不少瑕疵，而且皮克提在对r-g和财富分配不公进行数量分析时，没有进行假设检验、因果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检验，用来表示财富分配不公的指标——顶端1%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忽略了中产阶级和底层的收入分配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皮克提的分析框架中最重要的缺陷还是没有考虑制度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这可以通过20世纪以来南非和瑞典的制度变迁和财富分配公平度来得到反映。通过比较20世纪以来两国的顶端1%，二者变化趋势非常相近，似乎证明了皮克提的一般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发挥作用。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作者对南非和瑞典分别进行了分析。
以20世纪的南非为例：白人和黑人收入比这一指标的趋势与顶端1%的趋势发生了背离，后者并不能完美代表南非的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度；其次，相比皮克提的一般规律，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治动态均衡对南非收入公平度变化的解释更有力。建立在1910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引起20世纪早期南非社会收入不公度的变化，到了1948年南非国家党执政后，种族隔离制度得到强化，白人和黑人收入比进一步上升。即使接受顶端1%作为反映社会收入不公平度某一方面的指标，作者通过计量分析证明r-g与顶端1%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说明其他更重要的相关因素被忽略了。
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包含制度的分析框架：政治制度决定了法律政治权力的分配，而事实政治权力如何分配又同时受社会公平度的影响；法律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利共同决定了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变化（即t+1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又会影响科技和技能供给——影响财富公平度的关键因素；最后，这种影响通过科技、技能供给和价格的共同作用传导至经济状况和财富公平度。
将此分析框架套用在南非的例子上，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度的关键转折点分别在1910、1940、1970和1990年。1910年后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白人对南非政治的掌控导致原住民土地法的出台。1920年后种族歧视由采矿业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黑人只能成为非技术型劳工，因此导致技术工人的锐减，以及工资增长向白人倾斜，大大损害了南非的经济发展。1970年后，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力量开始减弱，与此同时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逐渐缩小，转折点在于黑人劳工可以组织抗议活动。特别是1976年索韦托起义，最终黑人的事实政治权利导致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开始建立，同时白人商人加快了劳动力对资本的替换，并推动科技向节约劳动力的方向发展。
另外，以上制度分析框架也为如何看待社会收入不公平度提供了一个思考角度，那就是相比顶端1%不公平，是否有公平的机会才更值得关注，而前者对政治经济可能产生的最大影响在于政治制度完善性。
原文作者：达伦·阿西莫格鲁，MIT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编 译：赖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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