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赖建诚的新书《经济史的趣味》以“键盘的故事”开篇，确实让人有亲切感。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启发了一代人的《中国经济学的寻根和发展》一书中就收录了保罗•戴维的这篇文章。从《经济史的趣味》中，我才得知这篇谈QWERTY的5页短文不但经典，而且是讨论这类议题的开山之作，比如书中谈及的“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是143.5公分？”，可以最终追溯到马屁股上去。
键盘的故事成为当时国内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讲解“路径依赖”最喜欢引述的案例。而“路径依赖”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历史是重要的：历史过程会有长久的影响力，即使只是过渡性的改变，都会产生长远的效果。正如保罗•戴维在文章中引用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名句：“他们的每项行动，虽然看起来都是自由意志，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全然受到之前历史的束缚”。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先生将人类叙事分为三种，即科学叙事、历史叙事、美感叙事，他认为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历史叙事。而更有王康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如此说来，经济史在中国的地位应该很高才是？非也！台湾经济史学家侯家驹先生一语中的——无论古今中外，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写的历史，实质上都是政治史。
经济史在中国大概是在上个世纪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对历史的关注从上层建筑回归到经济基础。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唯经济史观。
过分的兴盛或许也许一种悲哀。经济史学曾经在我国学界出尽风头。新中国史学“五朵金花”，就有四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属于经济史研究，或与之密切相关。但正是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过甚，国内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渐渐陷入颓势。
随着经济学日渐成为显学，“去意识形态”甚至“去社会形态”的经济史日益还原了其应有的趣味。随着诺斯等人获得诺贝尔奖以及键盘的故事等渐渐为国人了解，国外的经济史新的发展丰富了人们对经济史的认识，可以说令人大开眼界。本质上，这是如何从僵化的“苏联范式”中摆脱出来，接受各种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最为钦佩的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说得很到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理论是工具，是方法，而不是经济史研究的唯一准绳。
在《经济史的趣味》中，赖建诚先生正是以最能让普通人接受的方式，按照“有趣”和“原汁原味”的原则展示了当今经济史领域各种分析方法的成果和魅力，可谓是精彩纷呈。内容上既有涉及宗教、战争、人口、币值、大萧条等的宏大主题，也有吉芬商品、格雷欣法则、马尔萨斯陷阱、盐铁论、明清税制等惯常的经济话题，更有“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抄家”、“守寡有理”、“杀女婴”等看起来与经济史八杆子打不着的题目。而“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帮助不大？、“英国是产业革命的龙头？”等文章更是发挥了治史者的翻案癖传统，一步步地展开了颠覆性的结论。
最奇特的文章大概是关于《绿野仙踪》的文章，书中介绍的这篇美国顶尖经济学杂志JPE上刊登的文章竟然采取了“红学”索隐派的方法来分析金本位制，确实是在感觉匪夷所思之余，不仅赞叹人类想象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光辉。
其实，金本位、银本位以及中国的“白银问题”大概是笔者着墨最多的内容，这个主题也确实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想当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学术界的风光，以及这几年《货币战争》的一纸风行，不恰恰就符合了我们旧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了吗？不正是满足了国人热心权谋几由此派生出来的阴谋论吗？更重要的是，这两本耸人听闻的著作，正如徐友渔先生指出的，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其新颖的观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资料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而赖建诚在书中谈论的这些问题，客观的说，虽然也受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影响甚大，虽然也有满足人们的猎奇心态的奇谈怪论，但在工具与论点的关系上、逻辑的展开上确实扎实可靠、令人信服。
书中的几十篇文章背后有百余篇经典论文支撑，全面运用了统计方法、经济理论、数学模型等各种分析工具，是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中精选出来的。在对白银之类的话题败坏了口味之后，再读这本还原了经济史本真的经济学读物，分外觉得学术规范是何等重要。
虽然，赖建诚也谦虚地说：“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也强调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 Entertaining（有娱乐效果）、Provoking（具有争辩性）是他挑文章的原则。但是这本书的专业性足以令许多意识形态化或者“理论先行”的经济史著作汗颜。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童心说》中写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同样，返璞归真的经济史才更有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