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th（1990）《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
本书是刚刚去世的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North）教授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对低效率制度的分析，还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读者都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当今最火爆的经济学家Acemoglu身上映射着North的影子。上篇介绍制度，下篇将介绍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大师之作，字字珠玑，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还不赶紧收藏？
第一部分：制度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第3页）
“制度可能是由人们创造出来的，如美国宪法；也有可能仅仅是随时间演进的，如普通法。”（第4页）
作者特别区分了制度和组织，认为两者相互影响。我认为这是因为在新古典供求分析框架下，如果没有组织，那么就缺乏个体分析的主体。显然，诺思将制度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关键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第8页）。Alchian（1950）提出的演化说可以解释低效率产权的存在，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竞争的压力没有使其消失。作者和合作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强调了相对要素价格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的重要性，但是无法解释低效率产权的存在。作者（1981）的《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已经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率的”观点，指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交易费用会导致很普遍的无效产权”（第9页，这其实就是Acemoglu等人“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主要回答这个问题。“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由以下两个因素来决定：（1）由制度与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它们已随着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2）由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认识与反应所作出的反馈过程。（第9页）”
理性人模型的说法会很容易地使我们误入歧途。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主观主义可能导致无效率的产权。
“无论是政治与经济交易费用，还是行动者的主观主义观念，它们所导致的肯定不常是最优的选择，或是与生产率的提高及经济福利增长（是确定的）背道而驰的选择。……制度常常是那些诱致生产率增长的部分和那些抑制生产率的部分的混合。（第11页）”例如19世纪的美国，产权结构（谢尔曼法案）修正了，非正式制度（如对待奴隶和妇女的态度）也改进了，但是贸易壁垒和对奴隶的剥削依然存在。
考虑制度理论的行为假定时的几点结论：（1）“对于某些目的，均衡概念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大多数问题却不是一种均衡，而是多重均衡（第32－33页）”。（2）尽管单个行动者面对许多重复的情形，但是也面对着许多独特的和非重复性断则，这是信息是不完全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3）偏好稳定性观点是不容易否定的，但是心理学在非总量水平上解释了这些反例，而且历史证据确实也表明偏好是随时间变化的。（4）由于信息反馈可能非常差，行动者可能无法看到更好的选择。（5）竞争可能十分弱，信号也十分混乱，因此做出的调整可能十分慢或者被误导，经典的演化结果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可能无法得到。（6）世界史表明，有许多比简单的理性非合作行为更为复杂的情况。（7）“经济学家的行为假定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是有用的，但是它们对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他们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却是不合适的，而且会妨碍对制度存在、形成和演进的根本因素的理解。（第33页）”
【在本书第四部分末尾，作者提到，一个制度模型必须包括一个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
非正式约束：“即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第49页）”尽管一个社会的规则会发生总的变迁，但它的许多方面却会保留下来。例如，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时，日本文化仍幸存下来了。非正式约束“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50页）。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这又与大脑处理信息有关。Bates（1987）等研究了努埃尔人在没有国家的社会中，如何通过重复博弈建立其和平秩序。这表明，在不存在国家和正式规则时，一个紧密的社会网络会导致具有极大秘密性的非正式结构的发展。非正式制定由重复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这些方面包括：“（1）对正式规则的拓展、阐明与修正；（2）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3）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55页）作者认为，前面两种非正式约束可以在财富最大化模型下被模型化，即在新古典（及博弈论）框架下处理。但第三种不行，这里指的是个人为了效用函数中某些其他价值而放弃财富和收入的选择。例如投票行为。思想、意识形态和信息的权重越大，对选择的影响也越大（见Nelson-Silberg，1987）。“当正式规则因与现存的非正式约束不一致而发生根本变迁时，它们之间无法解决的紧张状态将会导致长期的政治不稳定。”（第187页）
正式制度：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迄今为止我并不认为规则就意味着效率。……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私人福利而不是社会福利”（第65页）。“广义而言，政治规则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规则，尽管其因果关系会以两种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产权和单个契约是通过政治决策来界定与实施的，但是经济利益的结构也将影响政治结构。”（第66页）一般认为，从单独的绝对的统治者向民主政府的演进，是向更高政治效率的迈进。因为民主使政治决策过程的人数比例更大，并发展了一个有独立司法的第三方的契约实施。但是，有效的政治市场不同于有效的经济市场。后者必须满足科斯的零交易费用条件，但这在政治世界就非常稀罕了。民主社会会减少每次进行立法的交易费用，但是交易量会增加，而且选民与立法者，以及立法者和官僚之间的代理成本也是巨大的。进而，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在选民方面会不断加大其作用。“政治市场的高昂交易费用及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往往导致产权无法诱致经济增长，组织也不能作为创造更有生产率的经济规则的激励。”（第71页）“要提出的一个警告是：……非正式伦理、规则与实施特征的混合确定了选择集合，并导致其结构。因此，对正式规则本身的考察，会给出一个不恰当的和经常会误导关于正式约束与绩效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第71页）
实施：“实施方式确实是历史上的停滞和当代第三世界的发展不足的主要原因。”（第75页）这里说的实施，主要指自我实施和第三方实施。“由政治团体来充当第三方并使用强制办法来实施契约，这在监察与实施契约时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第79页）“第三方的实施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作为一种强制力量，使产权监督和有效地实施契约成为可能，但是就我所知，在现阶段还无法知道如何去创造这样一个实体。在一个严格的财富最大化行为假定下，甚至很难抽象地建立这一模型。简言之，如果国家有强制力，使国家运作的人会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这一权力，而这又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第81页）类似的观点，Madison和Ostrom都提及过。
参考文献：
North, Douglass, 1990,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刘守英译。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