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进到全球舞台在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follower，怎样争取成为setter，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善始善成》主编）
《善始善成》是“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成立25周年的纪念文集。
2010年12月10日，“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在南开大学开了成立25周年的研讨会。大家探讨是否编撰一个文集，以纪念学会自创办以来推进中国开放和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会员们亲历其过程的体验和感悟，或许对后来的学人还有些鞭策和启示。我把这个编辑活儿揽了下来，倒不是我介入学会工作有多深，当然更不在我贡献学会有多大，而是深感加入学会自己获益远超过所付出的，敲此边鼓，充作对学会同仁和赞助者的些许回馈。
富兰克林曾讲过，人类历史的构成，是有些人做了值得记述的事，有些人用值得记述的字写了下来。我们这一辈，想必大家同意，是非比寻常的幸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情，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这种运气，委实说，我们中国人恐怕千年难以一遇的。
本书呈献给读者的，是这点字的开头。愿作者们继续做值得记述的事，并用值得记述的字写下来。我的编辑原则，是尽可能保持其原汁原味。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会发现，作者都各抒己见，记述自己以及周边的感受，显出了真的性情。
感佩之事
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参加学会工作是因缘际会；成为会员后，无论在交游、观念、学养，还是职业生涯，却有意想之外的收获。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目前在国内都是崭露头角各领风骚的人物——和本人一起挺过了一年半。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这段“疾风骤雨的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令人终身欣慰。
学会能够安然度过1989年，并非水到渠成之事，当时的群情鼎沸使学会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当年和经济学会同样方兴未艾的大陆留学生团体，譬如政治学会，有不少就垮于一旦。迭经中国历次政治风潮，我辈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深感疑惧。当时的我怀有一个简单的念头：作为看护人我有无可懈怠的责任，学会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手里夭折。
那年8月政治学会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见识了纷纷登台发表的愤激情绪后，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昂扬情绪弥漫时仓促做决定皆属不智。我挪后年会和推迟改选的提议得到了理事会和广大会员的认同。果然，冷却了几个月后，我们在匹茨堡年会得以平顺交接工作，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学会也略无波折地驶入坦途。
记得12月23日那天匹茨堡的天气奇冷，打破了多年的纪录，与会者仍是济济一堂，负着使命感，来积极展望学会和社稷的前景。我的会长致辞，基于前天晚上的感悟写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结语，“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得救治，难道不是吗？工程师不以为然，争辩说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够走得出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我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认为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专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
赞同我这样的期许的，包括与会的学会顾问赫伯特·西蒙。老人冒着风寒在圣诞前夕莅临致贺，令大家很感动。西蒙教授听了我的致辞居然大加赞赏，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以我的理解），断不至于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词句。西蒙签送给了我他的两卷论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马贺，中国字竟也写得中规中矩。
结交鸿儒
通过为学会服务，我结识了不少素质优异和学养卓越的人，或师或友，不经意间提升了自己对事理的感悟和对态势的感知能力。
我介入学会的工作颇出于偶然，经过正积极投入学会建设的陈平的引介。当时他完成了物理博士学位，力求突进到经济学的堡垒中来，我则惶惑于经济学的牵强假设，想到堡垒外张望新途径，两人对人文历史向来有兴趣，因此常讨论在一起。陈平作为第三届会长四出奔忙，终于在北京联络工作时病倒。行前他嘱托我代为照料文书联络事宜，遇到了这种场面，只得顶了上去代打。记得为了拓展和筹款，勉为其难拟写过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机构接洽，想方设法来推介学会，其中包括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重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
蒋先生是有数的前辈经济学家，望之弥高，与他书信往返，自是翼翼小心。1990年我第二次台湾之行，蒋硕杰约见，其时他年高已不每日办公视事了。到得他的办公室，研究院行政楼左侧的一栋小楼里，蒋先生已在等候了。我们交谈了许久，并没有涉及经济学和经济形势的内容。蒋先生有兴趣的，是我们这一辈在大陆是怎样进学的。承他频频垂问，我有无家学的渊源，又如何在闭锁的状况下汲取有价值的信息，之类。待走出他的办公室，陪同的于宗先院长告知，蒋先生如此长时间细细询问对后进学子是殊为难得的，看来他对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蒋硕杰准是看重了我撰写的信件，以及繁体字的书法。个人的修习，包括平时练的书法和读的经典古文，有时真还派点用场呢，而老人家关切的，恰好是在文化的传承方面。
如此的交往还有很多，譬如同台湾的沈君山、柏杨、马英九、许倬云、王永庆、卢修一等的交谊，也通过学会的渠道。拿卢修一来说，他是巴黎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因言论触及了台湾的戡乱戒严法条，被囚禁了数年。后来他高票获选“立法委员”，以在电视镜头里“立法院”的肢体冲突而闻名海峡两岸。1990年我曾与他同住一个酒店的房间好几个星期，我们常讨论甚至争辩，然而从来没发生过冲突。他的“台独”立场毫不含糊，而我“一个中国”的观念异常坚定，却能结成好友。卢兄的幽默通达、豪爽义气，和他的书法——我看了他在牢里长篇抄写经典的那一笔清丽端庄的楷书，足见他出众的定力，更让我体认到了人的多元性和复杂追求，而人际的沟通不但必须而且是可行的。
留美经历
我去美国相当早，尤其是作为自费留学生。所谓自费，实际上靠的是申请美国学校的助学金，这个主意来自在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帮助培训财政部司局级干部的美国专家的指点。
当时我在上海财大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英语尚过得去，担任了美国专家们的助教。他们告诉我，在美国读研究生课程可以不必自己花钱。于是靠他们帮忙，我被几所大学录取并申请到了助学金。但出国护照却被留难，理由是研究生已在国家要重点培养的“人才” 之列（当时研究生的录取率在2%以下），不可随便流失，因此误了8月开始的秋季学期。
后来有了转机，据说是上海有一个在读研究生的高干子弟也要“自费”出国，因此特许放行，一共16人，我是15个搭便车者之一。我1981年底经香港飞抵美国，但误了学期，不能进几个更好的学校（包括宾大和布朗大学），只得去了南伊利诺伊大学（Carbondale）插读春季班。离开上海之前我曾和到访的普林斯顿经济学院院长做了面试，他应承录取我，不过次年秋季才能入学。当时自己心里颇不踏实，没敢把目标设得太高而舍弃了，也因此失去了和杨小凯、于大海等成为同窗的好机会。
说来有点奇怪，我到美国后从来就没有感到过shock（冲击），不论是文化还是语言上。我的英语靠自修，主要得益于听短波收音机里传来的“英语九百句”，当然也常听“美国之音”的节目，因此对西方社会多少有些了解。至于经济学的训练，是在上海财大的图书馆里苦读出来的。那时财大的研究生院蜗居在中山北一路的一栋小楼里，三层有个图书室，只对教授和研究生开放，藏有数千册财经类书籍和期刊，大部分是1980年初美国来沪展览图书后留下来的。我视其为宝藏，整日挖山不止，也算打下点儿基础，替我的留学生涯做了些铺垫。
我感到的shock， 倒是在抵美后的第一站伯克莱校区，在奥克莱的中国杂货店，所谓“屋崙马脊”里看到，从大陆进口的桂圆、粉条、红枣、梅干菜，色色齐备，都是国内非年节凭票买不到的。
同样的shock还来自我1990年初返国内的经验。那年初春我卸任会长，兑现了向福特基金会做过的承诺，率队回国考察。福特基金会是学会初期最主要的赞助机构，主持其事的盖特纳主任是日后颇有名气的美国财长的父亲，小盖特纳还在北京游学了一阵子呢。他们忧虑风波以后中国的发展前景，敦请学会——对两边都有了解的会员去做一个评估。我和新任会长张欣和日后的会长海闻，在两种气候都还冰冻的情势下成行。当夜晚走出住宿的北京饭店，我看到路边摊的小贩在料峭寒风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鲜的葡萄、哈密瓜时的殷勤劲儿，不由得感到冲击：我去国不过十年，经济和物资供应从匮乏到丰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进，发展是硬道理，难道还需要什么理论来佐证市场的伟力吗？
不过，市场带来的纠结也始终存在。记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Columbus）读硕士时，因为拿了奖学金无需打工，就去听了E. Kane教授的货币银行学高级课程，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尤其对金融监管有深入研究。
当时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开，学界和业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并没有一面倒，他告诫学生，要关注规制和解禁在现实世界的博弈历程，成效如何还在于“度”的合理把握。后来我在德州大学（Austin）念博士的时候，正值美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把AT&T给肢解成八个子公司，Charnce老师做案例分析时也提醒学生，要跟踪长程效应，评断利弊若只从理念或原则着眼，偏误会是很要命的。1980年代留美的经济学生想必记得，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在《新闻周刊》对峙的专栏笔战，两位泰斗过招许多回合，可谓脍炙人口。当时读了直觉过瘾，许多年后才悟出其中的门道：两派为之纠缠的，可以归结成一个字——“税”，其余多半是借口或粉饰。
政府孰大孰小，归根结蒂，是“这些是我应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应得的，你得还给我”之间的争论。而唯有国家，现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组织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权威”，把经济利益以税和费的名义在各个人群之间合法地分配来分配去。
经济学人责无旁贷
在替学会工作的过程中也多了机会，考察美国深层次运作的潜规则，这是教科书里读不到的。
当时美国在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上争议极大，尤其是1989年，官方和民间都汹汹然，我在会长任期里，颇受到压力。从媒体从机构甚至从参众议员那里，有不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支持制裁中国的要求。我们理事会定出了约束：任何会员不得以学会名义参加这类活动，而作为个人，务必本着学术的严谨和自己的良知来审慎对待。本人在回应这类要求时总是秉承这个原则，坦诚告知对方，我们的会员中有不少的确具有作证的专业水准和操守，但是不能保证会员个人的证词一定会符合要求方预设的立场。事实上，不少此类要求临了都不了了之，而我们绝大多数会员也都恪守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这给我相当深刻的教训，在博弈竞争中人们追逐的正是自利，而不是相互标榜的原则，印证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的教诲。
中国致力于把将国家的合法权威提升为现代社会的税制，还是路程漫漫，但开放三十年来的长足发展，我们已经进到全球舞台在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follower，怎样争取成为setter，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这令我回想起1986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当时的年轻人感奋于开放改革所取得的显著进展，盼着经济学诺贝尔奖不久能落到中国人的头上。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顶桂冠还难见踪影呢。诺贝尔的奖酬其实没那么重要，在竞逐文明的过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类是如何展开“抱团竞争”的——市场竞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虽说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里面打拼——“我”与“我们”，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博弈机制给整明白 (Me vs. We, and We vs. Them)，功业不就尽在其中了？
总之，市场和制度乃博弈的结果，在演进中竞取，无法由天赋而浪得，这在西方人如此，在中国人如此，在阿拉伯人亦复如此。无法靠设计出人，无论是特蕾莎嬷嬷或是雷锋叔叔还是所谓“彻底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来制定和贯彻奏效的政策。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人类合作的条件。对此，我愿意借用哈佛的知名学者，昆虫学和文明演化大师E. Wilson教授的一句断语来表达： “在群体内部，利己者占优利他者；在竞争群体之间，利他群体战胜利己群体。唯此为大。”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矶不久，杨小凯来访，他那时已到了澳大利亚执教。在我家彻谈竟夜之后，次日找林毅夫晤谈，他当时在洛杉矶加大客座。午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耗资九千万美元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我们三人在画前伫立良久，感触梵高的穷愁一生，生前一幅画都没能卖出，却给后人如此崇高的享受。毅夫兄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典型的经济学计算。而令我心有戚戚的，梵高追求的高远思路，也许他没有自我意识到：付出和回报，往往不能在一笔交易或一个时点上结算得清楚。经济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必得拓宽视野，从长程着眼，方能解释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