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促使其实现从落后状态到发达状态的转变呢？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一直都很关心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推行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工业化发展。那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真正的成功却发生在了自然资源禀赋极端匮乏的东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四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20到30年中维持了10%的年经济增长率。这种增长完全改变了这些经济体的贫穷落后状况。更重要的是，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日趋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它们长期追求的目标——赶上发达国家并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革命领袖和社会精英（如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尼赫鲁和纳赛尔）的梦想。
为什么资源贫乏的东亚实现了快速发展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却发展缓慢？原因在于政府的发展战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其产业的劳动密集度和资源密集度相对较高。既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经济的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的目标就应该是禀赋结构的升级，而不是在尚未采取措施升级禀赋结构的情况下直接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一旦禀赋结构得以升级，相对价格就会发生改变，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迫使企业自发地进行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遵循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那么其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就会一直具有最大的竞争力。我把促进发展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遵循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的一系列政策，称为比较优势战略。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那么，一方面，政府需要建立并维持竞争性的市场制度，以确保相对要素价格能够反映经济体中要素禀赋相对丰裕度的变化，藉此引导企业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动态升级。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收集并传播技术和产业的相关信息，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协调，对外部性进行补偿，并通过对法律、金融和社会制度的强化，推动企业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发挥正确的作用，国家就能够得益于后发优势，以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更快的速度实现自身的禀赋、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最终将成功实现同发达国家的收敛。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为了提高自身经济绩效，中国和其他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前苏联和东欧始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转型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实行了休克疗法，但却导致了经济的剧烈衰退和社会发展诸方面的恶化、甚至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和越南却实行了与之相反的渐进式改革，这种方法曾被认为是最差的转型战略，反对者认为其会招致寻租和腐败，并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越南经济自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转型以来，也一直颇具活力。原因何在？
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在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国家，存在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这些企业就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生存。如果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有限，其产出价值和所能提供的就业就有限，迅速消除所有政府干预的休克疗法是合适的。在政府的保护和补贴被取消后，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将会破产。与此同时，原先受压制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够迅速成长，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超过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所造成的损失。这样，经济体就能够迅速从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中恢复。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数量过多，那么，其产出价值和所能提供的就业就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的份额，休克疗法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而中国和越南则通过审慎的、渐进式转型方法，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保障了政府继续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能力。因此，经济稳定和动态增长得以同时实现。
摘自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战略、思潮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