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规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就以我的专业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为例，它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文化、创作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转化、提升为知识、学术，成为一种精神资源，进入大学课堂，建立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这样的体系化、规范化的知识、学术和精神资源，作为一门课程进入课堂，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通过教师的传授与学生的学习，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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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长期以来，我们不加分析地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这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有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就更是要有坚守，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其实，“保守”也就是“坚守”。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为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和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失范的时代，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和不可抵挡的世俗化倾向，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理想，坚持精神和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在这样的整个民族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以精神与学术的追求作为自己本职的大学应该起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里，曾发出“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的呼吁，并且说：“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这样的呼吁，就很有几分悲凉的意味；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呼吁不仅更加迫切，而且其悲凉意味也愈加浓重了。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所谓静、清、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空气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有定力。我说过，上大学，就是“练内功”。这就需要外在环境的安静和清洁——许多大学都建在城市的郊外，特别幽静的校园，还要用一堵围墙和外界隔离，其中的道理是颇耐寻味的。大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身处这样的校园，人可以沉潜下来，沉潜到历史的最深处，沉潜到学术的最深处，沉潜到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最深处，沉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这是一种生命的“洁身自守”。“洁身”，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修身养性”，就是培育自己的人性的根本，做人的根本，处世的根本，保持生命应有的清洁和纯正。“自守”，就是守住基本规范——求学、治学的规范和做人的规范，一切有不受外界压力和诱惑左右的，绝不放弃，绝不让步、妥协的一定之规，这就是“定力”，这都是“内功”，内功练好，就有了沛然之“气”：做学问的底气，做人的底气。底气足了，厚实、厚重了，再到社会上去，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生命力量，并且为社会有效地服务。——当然，也还需要继续“练功”。
但今天说这些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大学，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不清洁；社会浮躁，大学更无定力。而且还有“理论”，其实质就是实用主义，其背后又隐含着虚无主义——除了时尚和利益，一切都不可信，不可靠，都可以放弃、抛弃。这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导致的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这是一种大学本性的丧失，大学教育的堕落。
摘自《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