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01日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对也好、错也好，总是比人们通常想来的更强大。的确，统治这个世界的主要就是这些。”——凯恩斯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故事
凯恩斯和哈耶克所代表的两个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对于2007年-2009年的这场“大衰退”的成因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二者从不同立场出发的政策含义，对于管理今天全球化的经济又有何相同与不同？
对比“大萧条”之前的凯恩斯和哈耶克，后者脑中有着更加清晰的模型。当时的哈耶克信奉瓦尔拉斯（Leon Walras），认为可以用一系列同时成立的等式来阐述市场经济。瓦尔拉斯通过“卖者减价”（tatonnement）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持续性的摸索—来实现市场的同时出清。今天来看可以将之比作有一个中心计算机，每分钟对系统中所有的价格和偏好进行报价。在完全市场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就会产生一个一般均衡。
虽然瓦尔拉斯最初的模型没有把时间考虑进去，但他后来的阐释中分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制造资本品，产出只发生在第二阶段。这相当于暗中引入了跨期均衡的概念。储蓄就是为了保证未来更大的消费而放弃当前消费的决定。利率是当前和未来物品之间交换的“自然”比率。利率的改变因此也就为生产者发出一种信号，助其决定是生产消费品，还是生产哈耶克所称的“中间品”。这成为了“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利率理论的基石。
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林达尔（Lindahl）和哈耶克才对时间的重要性做出了正面解释。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货币价值中的跨期价格均衡和运动》中，哈耶克指出货币是跨期调整理论中的“松散结点”（loose joint）。货币理论应该考虑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货币才能被视作“中性”。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到的主要结论就是，如果不让银行在资本金以外进行信用放贷，那么一个信用经济无异于一个“易货交易所”经济。这就要求一个黄金支撑的货币供给。做不到这点就会产生“不善投资”（也就是投资超出自愿储蓄），而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出路就是经济萧条（假设条件中已经排除了没有储蓄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哈耶克的模型在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中得到了详细阐释。
相比之下，当时的凯恩斯是站在什么位置来看即将到来的“大萧条”就比较难辨认，他当时的想法还未定型。也很难说有什么鲜明的“凯恩斯模型”，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出一套产出理论。他在“大萧条”之前的两本理论著作使用了货币的数量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解释了经济总是倾向于巨幅价格波动的原因。
在1923年的《论货币改革》（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凯恩斯提出，货币数量中的变化将通过制造未来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产出的扩张或收缩。商人在通胀上行期产生意外利润，在通缩下行期产生意外损失。这使得他们扩张或缩减生产。所以，需要主动的货币政策来稳定国内价格水平。难怪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这是凯恩斯最好的一本书。哈耶克不认可凯恩斯关于稳定价格的政策。他认为，将价格稳定在一定水平会在本应该出现价格下降的时候掩盖实际的通胀倾向。
凯恩斯写于1928年-1929年、发表于1931年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中，进一步从储蓄价值和投资成本的角度解释了生产的扩张和收缩。与哈耶克认为储蓄意愿的增强能够带来资本品投资的增加不同，凯恩斯认为，如果投资意愿不也相应上升的话，结果就是经济的收缩。哈耶克从中发现了一个革命性的启示：如果说没有一个自动的机制可以保持储蓄和投资相等的话，那么“也许可以推演出一个同样有道理的一般性结论：经济体系中不存在一个自动机制，使得生产能对需求的变动做出反应”。但凯恩斯仍相信，货币政策足以掌控长期利率来抵消储蓄的供给和投资的需求之间的失衡。不过，保持储蓄和投资的持平，不一定表示保持价格的不变。
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哈耶克和凯恩斯分别是如何解释“大萧条”的？
哈耶克在1929年春曾撰文指出，贸易将不可避免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美联储1927年7月开始的“便宜货币”政策，使得经济繁荣在本该结束之后又拖延了两年。通过信贷融资再投资到证券和房地产部门中，危机就将从中爆发。同样针对这个情况，凯恩斯于1928年秋指出，危险来自1928年美联储为遏制资产价格上涨开始的“昂贵货币”政策；他认为储蓄还很充沛，并没有证据说明出现了通货膨胀。二者诊断出的危险截然相反。哈耶克看来，会产生萧条是因为“投资跑在了储蓄前面”；在凯恩斯看来，则是“储蓄跑在了投资前面”。二者对“储蓄”和“投资”的定义并不严谨，这是他们的信息模糊的一个原因。
“大萧条”真正发生后，二者的理论就都被用来解释。哈耶克1931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他《价格与生产》一书的理论。他说，价格暴跌是由于银行信贷融资支撑下的过度投资—投资超过了人们愿意放弃的消费的总量。价格暴跌是消除不可持续投资的过程，也就是没有真实储蓄支撑的那部分。政府对经济投入更多货币只会延长这种痛苦。最快的治疗方法就是人们加大储蓄，使私人部门复苏。凯恩斯的门徒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 写道，哈耶克在剑桥做这场演讲的时候，听众一片沉默。为了打破沉默，卡恩提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我明天出去买一件大衣，这会加剧失业？”“是的，”哈耶克回答，然后转向了那面画满了三角型的黑板说，“不过要解释个中原因，需要一个很长的数理分析过程。”当时还是哈耶克一派的伦敦经济学院校董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也曾在1934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中说，价格暴跌不是需要治疗的疾病，而是对此前信贷过度扩张的疾病的治疗。让病人日益消瘦，无非是把此前几年不加节制的生活积累的那层脂肪给消掉。
价格开始暴跌后，凯恩斯也承认，1927年-1928年的价格指数看似稳定，但实际上掩盖了某种“利润虚高”。这个时候的他认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大范围内的趋势，那就是企业储蓄超过了投资。1929年之前的美国企业为了一些莫须有的投资积累储蓄，“规模之大”，以至于“单是这个因素就足以导致价格的异常暴跌”。一旦金融市场崩溃，他所说的“心理”因素就开始起作用，人们就停止了消费。
哈耶克的论断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就是他的“自然治疗法”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但除此之外，他的分析也有些前后不一。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932年在其对《生产与价格》的震撼性评论中，将矛头指向了哈耶克关于“建立在信贷基础上的生产结构，不如建立在自愿储蓄基础上的生产结构那么稳定”的判断。他指出，信贷创造意味着获取信贷的一方将增加自愿储蓄的流量，所以从来不会有什么自愿储蓄的短缺，因此哈耶克关于价格暴跌起因的分析也就不成立。应该承认，斯拉法的论辩并不完整，因为，和那个时候的凯恩斯一样，他假设的是完全就业，并将信贷创造视为收入从工薪阶级向企业家的再分配。但哈耶克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斯拉法只是接受了哈耶克的假设，然后指出了这个假设的荒谬。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凯恩斯和哈耶克都有些混乱。凯恩斯只能解释说，他与哈耶克的理论占据的是不同的领域：哈耶克的理论是一个动态均衡理论，以“自然”利率的波动为标志；而他自己的理论是一个非均衡理论，是要解决市场利率偏离“自然”利率时的情况。不过，如我们今天所知，后来凯恩斯蹚出了这滩浑水。他用有效需求理论取代了“自然利率”，用“就业不足均衡”的可能性取代了独特的完全就业均衡。
由于哈耶克的“自然疗法”未能产生经济复苏，他的部分信徒后来转向了凯恩斯阵营。其中最为惨痛的就是罗宾斯的“转派”：他承认，哈耶克从过度投资的角度解释经济暴跌的原因，这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他所谓过度投资的“疾病”，并没有通过萧条迅速治愈，而是陷入巨大的通缩后遗症中，难以自拔。用这种疗法来治病，无异于只因为一个人原先就发烧了，所以他喝醉了跌进冰池塘的时候就不给他毛毯和醒酒药。
“大萧条”之后，哈耶克本人也开始放弃他早先的瓦尔拉斯框架，后来阿罗（Arrow）、德布鲁（Debreu）和卢卡斯（Robert Lucas）对瓦尔拉斯模型的完善他也不认可。他再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凯恩斯理论或政策的有力观点。他之所以没有加入凯恩斯阵营，主要是因为担心通胀，以及厌恶中央计划经济。他关于知识的分散性的理论，正是用来说明计划经济在理论性上的不可能。换句话说，他拒绝均衡的方法，不管是在自由市场中还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却未能提出什么比较过硬的方法论来取代它。在2007年-2009年的这场“大衰退”中，凯恩斯和哈耶克当年关于大萧条起因的争论再次浮出水面。
一派观点是“货币过量”说。这一观点认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美国人能够这么多年来“超前消费”。另一种“储蓄过量”说则出自凯恩斯的观点，也即认为价格的暴跌是因为“储蓄跑在了投资前面”，危机源于东亚积聚的储蓄不能被美国的新增投资完全抵消。
两种解释都认为存在资产通胀，资产通胀又使得通过借债来支撑消费成为可能。但“货币过量”说认为过度投资（或是哈耶克所说的“不善投资”）是罪魁，而“储蓄过量”说则将过度的（中国）储蓄超出了真实投资的需要作为祸首。或用《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话说，与其说问题是东方的“储蓄过量”，不如说是西方的“投资短缺”。前者强调了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管理失当，后者则强调了投资的内在波动性。
本文为作者2010年4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启幕大会上的演讲，《中国改革》经授权翻译发表，略有删节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为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三卷本《凯恩斯传》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