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01日
2010年与1931年的不同之处在于，正因为“大萧条”的历史为我们总结了一些经济学经验，我们也遵从了某些经验，才避免过去两年的这场危机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好经济学”的巨大成功。但不可否认，“坏经济学”——或者说过于简单和自负的经济学——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坏经济学”表现为主宰了人们思想的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市场总是理性的、自我均衡的，市场的自我完备能够确保经济的效率和稳定性，金融创新和交易量的增加总是有利的。
挑战这些传统智慧的时候到了。
反思传统思想：从学院派到实践派
半个多世纪来，主流学院派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经济人如何与市场互动，结论似乎很乐观，甚至过于乐观。阿罗（Kenneth 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阐释了，一个竞争性的、存在一整套市场的经济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卢卡斯（Robert Lucas）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进一步论述，如果人类不只是理性地做出偏好和选择，而且能理性做出预期，那么宏观经济学就会总是趋向均衡，非自愿性失业也就不成问题。有效市场假说似乎也得到了事实验证，认为流动性金融市场中的证券价格能够很好地反映其内在价值，这不是图表分析师的神话，而是对所有可得信息有效处理的结果。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就有了一系列的政策药方：
——财政和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好只设定简单、一以贯之的规则，并清楚地表达出来，不要有什么相机抉择的稳定性政策。
——放松管制总体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市场得以自我完备并创造了更好的激励。
——金融创新是有利的，因为它使市场得以完备；投机性交易也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发现价格，消除了偏离理性均衡价值的差异。
——发展出复杂和活跃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强度，不只会提高效率，也会使系统更加稳定，因为理性自利的行为者会把风险分散到那些最有能力吸收风险的人手中，而后者会管理这些风险。
但过去半个世纪，学院派经济学花了大量精力来解释，这些简化的假设为什么及在何种情况下不适用。阿罗本人的职业生涯就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探究，真实世界里哪些情况下他那套帕累托有效均衡不适用。兰卡斯特（K. Lancaster）和李普西（R.G.Lipsey）的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些市场不完备，那么即使其他市场接近完备，可能也不会产生福利上的最优。斯蒂格勒（G. Stigler）等人考虑了要使市场有效所需的信息搜集成本。萨默斯(L. Summers)、波特伯（J. Poterba）和希勒（R. Shiller）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股票价格的序列相关等特性与简单的有效市场假说存在矛盾。所有的经济学课本都谈到了不同类型的潜在市场失灵，并据此说明征收污染税、提供公共物品这样的政策干预是合理的。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会落在远离有效均衡的一点，而均衡本身可能并不单一，而且很脆弱。诺奖得主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质疑了理性选择——即经济人只受到脑中理性处理信息那部分的支配——这一假设本身。
所以，经济学界并非万马齐喑，它已经对复杂性做出了探索，也提出了清晰的假设；它产生了多种思想学派，其中观点截然相反的人都有幸得到了诺贝尔奖的最高荣誉；这些观点中不乏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危机成因的。既然现有的经济思想已经如此多元、如此富饶，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新的经济思想？
这是因为，虽然学院派经济学包括了许多支流，但从观念到意识形态、再从意识形态到商业行动的过程中，经济学被过度简化成一条线，这种简化主宰了危机前几年内实践界的思想。
危机前几年里，至少在金融经济学领域，被一种过于简化的均衡理论所主宰，即认为只要完备市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用与哲学理解脱钩的数理分析作为有效风险管理的关键。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在其《全球金融稳定评论》中，对体系的自我均衡就过于自信。离危机发生仅18个月的2006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评论》中有这样的语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贷风险分散到范围更广、更多元的投资者中……使银行业及广义上的金融体系得以更加强健。可靠性的提高表现在了银行倒闭事件的减少、信贷提供更有持续性。”换句话说，只要市场完备了，体系就更安全。
格林斯潘无数的演讲都表达了这样一个理论，或者不妨说是“教义”：通过金融创新来使市场完备，既能实现经济效率，也能实现经济稳定。银行的风险经理运用概率分析技术来计算“风险下的价值”，而不问过去事件的样本能否真正预示未来事件的分布概率。英国金融管理局这样的机构接受金融创新和市场流动性提高总是有利的假设，认为这使市场更加完备、有助于价格发现。这种假设何止是被接受，简直已成为我们机构的一段DNA，成为信仰的一部分。
当然，过去对市场的这种信仰并不是一概排除了政府干预。但它断定，政府干预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恰当，并且有一定的上限。你可以为了保护散户进行监管，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来克服商家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可以为了预防市场欺诈进行监管，因为理性代理人也可能贪得无厌、腐败、犯罪。但全球最大几个金融中心的市场监管者和金融政策制定者却完全没有考虑：理性追求利润的专业人士也可能出现“抽租”（rent extraction）行为，也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而不是产生社会效益。
我们的学院派经济学很多元、很多产，但在传导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却变得过于简化、过于自负。
问题与对策
——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媾和
为什么出现这种扭曲？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发表在《外交事务》上那篇著名的《资本神话》（Capital Myth）中说到了“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复合体”——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媾和。他认为，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之所以写进了 “华盛顿共识”，这两者都有责任。
纯利益——通过游说力量的表——无疑在美国几项关键的放松管制立法中起到重要作用。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竞选筹资规则，使其更易于听从于某些特定的游说集团。
利益和意识形态，二者难分难舍。利益起作用是通过某种下意识接受了的意识形态。除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其他经济学家大部分都受雇于金融部门，而这些经济学家无论对特定问题的判断多么独立，都会倾向于支持、或至少不激烈反对那些有利于本行业利益的传统思维——人性使然。监管机构要进行有效监管就要雇佣行业专家，但行业专家总不免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这个行业的一些思维。理解从利益到意识形态的这个社会和文化过程，应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意识形态也起了很大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系列想法的复合体，这些想法之间互为承认，因此作为一个总体也赢得了认可；意识形态又提供了一个足够简单的理念，便于日常制定政策时参考。对那些要做出复杂决策的机构而言，没有这种指导性的哲学是很难管理的，越能提供清晰答案的哲学就越有吸引力。如果有一种哲学告诉你，金融创新、市场完备和市场流动性提高肯定是有益的，因此你应该放松管制；而另一种哲学告诉你，创新在某些情况下有利，某些情况下有弊，取决于具体的市场和环境，你会更乐于遵守哪种哲学？
这就是新的经济思想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虽然危机前那种过于简化的传统智慧看似有一套统一的治理体系和方法论基础，也提供了一整套答案，但真正好的经济思想应该建立在不同分析手段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多层次的见解。
——“太大不允许倒闭”并非最根本问题
危机爆发后，“太大不允许倒闭”的问题引来了激烈争论。政治上，这种争论聚焦于救助成本和通过某种税收安排来“拿回我们的钱”。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场争论则聚焦于，对救助的事前预期产生了道德风险，造成了风险的过度承担，损害了市场纪律性。对此已有许多政策建议：对系统性重要的银行实行更高的资本金比率、加大监管力度、对某些交易活动实行限制、事前设计清算和恢复计划、征收类似“庇古税”的税种来使外部性内部化，并产生更好的激励，等等。“太大不允许倒闭”问题的解决当然有必要。但“必要”不等同于“充分”。现在有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过于关注“太大不允许倒闭”，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
公众也许认为这种聚焦很有道理，因为营救成本高昂。但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今天这场危机时，我们可能会惊讶于救援的直接成本有多么小。许多国家政府的融资保障其实根本不会花一分钱：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援采取的是市场利率或高于市场利率的惩罚性利率，这很可能有所盈利；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很可能在出售股份的时候部分或完全地收回成本。
这说明，关键问题不在于救助的财政成本，而在于信贷供给的波动性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性。供给先是过于宽松、利率过低，然后是严重限制。很可能，信贷供给的波动性会存在下去，即使在“太大不允许倒闭”问题有效解决之后。
——回到高流动性、低杠杆率时代
既然信贷供给的波动性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应对就要更加激进。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提高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和资本金比率的要求——要是变革性的提高，使我们回到上世纪50年代之前那个高流动性但低杠杆率的时代。
克里寇夫（Larry Kotlikoff）和费舍尔（Irving Fisher）的研究都认为，银行体系有杠杆率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具有很大的内在不稳定性，大到我们应该干脆取消银行，只通过互助贷款基金来进行放贷————也就等于要求银行要有100%的资本金比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如此极端，但对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的确需要革命性的变革。这要很长一段过渡期，可能是几十年，因为过于激进的转变会扼杀经济复苏。但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只是一些枝节性的修改。
第二，进行相机选择的逆周期政策时，可能需要一个针对银行资本金比率的工具。由于不同部门使用信贷的目的不同，信贷需求也弹性不同，因此需要在不同的信贷类型、不同部门之间加以区分。比如，对于商业房地产借贷就应该有特别的限制，因为如果只是一刀切的限制规定，很可能会在对房地产部门起作用之前先扼杀其他部门的新增投资。
流动性金融市场不是神话
危机还促使我们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合约做出更激进的反思：它们天生就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并且存在“抽租”的可能。
过去的传统思维假设有效市场的存在，认为市场能够自我均衡，并且从集体层次来说是理性的。事实并没有验证这种假设；相反，如希勒（Robert Shiller）等人提出的，流动性的交易市场可能会受到羊群效应和动量效应的影响。金融市场作为一个集体是否“非理性繁荣”和“过度反应”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以及我们可以对此做些什么。
最近这场危机是第一个由于对贷款进行复杂的证券化交易而产生的危机。贷款证券化及其他相关信贷衍生品的发展在危机前得到了许多正面评价，说它为信贷投放提供了流动性，有利于价格发现等。IMF在2006年4月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中就称赞道，信贷衍生品“提高了市场对信贷风险的集体评判的透明度……（因此）说明了一般性的信贷条件，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信贷边际价格的设定者”。这岂不是等于承认有效市场假说，也就是认为“市场对信贷风险的集体评判”一定是正确的？
请注意，大型银行的信用违约互换（CDS）溢价在危机前四年内持续下降，在2007年夏初达到历史低点——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没有提供任何的预警。我们应该担忧，越来越依赖市场价格信息来设定信贷的边际价格，而不是依靠独立的信用分析，可能会加重信贷供给和资产价格的波动性。
我也担心，通过贷款互助基金提供信贷，产生的波动性也许会比通过银行放贷更大。因为资产如果按市值计价，一旦出现市场不利，投资者会迅速“甩卖”出售资产解套，信贷投放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因此，信贷投放的波动性问题，通过建立起一个100%担保的信贷模式并不能解决。
但那种认为市场流动性增加就是好、交易量增加就是好的观点必须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流动性的市场固然有益，但这些益处应该也遵从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如果说衍生品带来价格发现，那种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进行的电子化交易，作用想必大不到哪里去，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正如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有时候金融交易活动对社会而言是“零和游戏”，只不过对个体参与者有利可图，因此也就吸引了过多的金融活动和技术资源，而这些资源用在经济的其他部门也许更有益。
不管是股市、汇市还是什么，过度反应的流动性交易市场，都可能产生资源的错配或有害的宏观波动。外汇市场的息差交易（carry trade）就是“零和游戏”，并可能造成不稳定。股市的过度反应造成的资源错配，典型例子就是IT泡沫中成立了过多的.com公司。因此，我们不能再像危机之前那样，认为金融交易税和短期资本流动控制这样的政策“想都不能想”。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种监管方式会“降低市场流动性”就认为它不恰当，因为流动性并不总是越多越好。
危机后的我们做出新的思考，最重要的是，不能再受制于某种过于简化的经济学思想，也不能默认今天已经发展出来的机制结构不可改变。我们应该对各种不同思想敞开胸怀，能够提供一系列多层次见解的才是好的经济学。
本文为作者2010年4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启幕大会上的演讲，《中国改革》经授权翻译发表，略有删节
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为英国金融管理局主席
